不规矩不干净不作为领导干部要坚决调整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以下简称《条例》）、《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提出，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条例修订充分吸收新成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巡视工作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做到全覆盖、全国一盘棋。巡视工作的力度、强度、效果大幅提升。
会议指出，党的性质和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要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做到有规在先、抓早抓小，使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吸收巡视工作实践创新成果，注重解决巡视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深化巡视监督内容，对机构设置、工作职责、方式权限、纪律要求等作出明确规范，对于推动依法依规开展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同意公开发布《条例》全文。
会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条例》精神实质，提高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增强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着力抓好督促落实，以学习贯彻《条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提高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水平。
■专家解读
十八大后巡视出现新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我国的巡视制度在十八大之前就已设立，但十八大以前，中央巡视制度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可能与巡视制度本身的工作机制、运行机制有关系。
“比如说一个人当上某个巡视组的组长，他就是固定的，他负责东三省就老是负责东三省，负责西北五省就总是负责西北五省，其职务和巡视的范围是相对固定的。”汪玉凯说，这就存在非常大的弊病，比如哪个省份有了情况后，当地可能就直接公关，让巡视当地的巡视组组长、人员手下留情，制度本身的不完备、不健全，就给腐败留下了很大空间。
他表示，十八大以后，整个巡视制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巡视组成员不固定了，经常在变动，巡视对象也不固定，巡视组长是一次一授权。“这种动态结构，可以说为巡视工作的公平公正扫除了障碍。”
巡视新做法将有法律依据
巡视制度的另一变化，还体现在巡视的范围大大放宽。“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的范围从党政机关到企业到事业单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汪玉凯说，巡视的工作机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可以暗访、可以约谈、可以接待上访，过去中央巡视是不针对老百姓的。
汪玉凯说，巡视机制的改变，使得巡视的效果和力度大大加强，很多大老虎就是通过巡视、老百姓举报的途径发现的。
而巡视之后的“回头看”，看被巡视单位是否根据巡视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又是另一个新的亮点。
“上述很多措施都是十八大后新的做法，也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汪玉凯说，此次中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有利于将巡视制度法制化、固定化，并把这几年巡视工作形成的比较成熟的做法，通过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他表示，巡视制度真正固定了后，对未来的巡视工作，比如巡视规范性、各地上下的衔接等都会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对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
会议指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在干部工作中，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制定和实施《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举措，对于促使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既要严格执行干部退休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加大领导干部问责力度，又要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要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形成一套督促检查的办法，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把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专家解读
能上能下关键还要看落实
针对此次中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汪玉凯表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相关提法过去也有，相关政策也有出台，但很多都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这也就使得官场过去是只能上不能下，“上去了就下不来，没能力也照样位居高位”。
不过，他表示，有制度肯定比没有要好，此次《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出台后，相关政策如能真正落到实处，对于整个官场的建设、反腐、官员的优胜劣汰等将有巨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反腐这个大的形势下，上述规定的实施，对于领导干部新的选拔标准、方式等也将是一个新的契机。
“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真正落实。”汪玉凯说，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形成一种权威，能够被大家所认可。”汪玉凯认为，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中央有很大的决心，“没有决心光发文件，就没有实质的意义。过去的这些文件已经太多了”。
现有官场格局将打破重构
汪玉凯说，只有中央下大决心，各省市地方进行部署能上能下，而且中央能够带头做起，“比如哪个部委的部长不合适，也要实行能上能下，而不仅仅是在地方实行，只有这样的带头示范，这个制度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汪玉凯表示，十八大以后，我国对于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也作了一些调整，比如过去强调德才兼备，现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把有改革意识的人率先选拔上来。“今后这也要与领导干部的能上能下结合起来。”汪玉凯说，今后官员下台，将不再仅仅是因为出现贪腐等问题，尸位素餐、不干事的官员，今后就算没有贪腐，也要下来。
他认为，如果真正实现能上能下，现行的“能上不能下”的官场格局真正被打破，那么对于重构我国官场、吸引新的血液进入、逐步形成官员优胜劣汰的机制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不缺公务员，农村却缺人才”
刘涛向来访者介绍他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网络截图
“北大毕业的34岁副县长辞职务农”，此消息近日经媒体报道后，在新闻媒体和朋友圈中爆炸式扩散，几乎所有人都追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副县长毅然挥别仕途，回乡务农？面对种种猜测，新闻主角刘涛与记者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北大毕业 当地最年轻副县长
湖南省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280公里。山路沿着峭壁和河畔一折一弯，似乎都在告诉路人，要走出这重重大山有多么不易。正是从这里，17岁的刘涛考入北京大学。
从2003年参加工作开始，刘涛的仕途就一帆风顺。当年，从北大毕业的刘涛参加了湖南省选调生考试，是年7月，刘涛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担任办公室秘书。
一年后，张家界团市委以考试方式选拔两名干部，刘涛被顺利录取。2005年，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2009年2月，刘涛调往湖南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处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到被调往临澧县。
2012年10月，刘涛就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在7个副县长中，他是最年轻的，时年31岁。
辞官务农 追求个人志趣价值
2014年底，刘涛辞去副县长的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消息在网上疯转，也引来种种猜测。其中提及最多的一项揣测是：年轻的副县长是不是对基层工作水土不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像刘涛这样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年轻干部，如果做得不开心，通过运作调回省里并非难事。“而且，如果安心在体制内做这个副县长，得过且过也不是问题。”这位官员认为，刘涛辞职应该是内外因综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个人的志趣和追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涛不止一次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或许，在副县长的位子上，很多人都会恭维你。但人家看到的是那个位子，而不是你这个人。”
回乡创业 希望带动乡亲致富
刘涛也无法确认，如果一直在统战部工作，自己是否选择辞职务农。但在临澧县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的调研后，有了更多的思考。
“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也做了很多扶持工作。比如，修路架桥。但如果农村没有人带头发展实业，农民没有尝到甜头，农村的人仍然会流失，农村的地依然会抛荒。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父母搬到长沙之前，每年刘涛都会回跑马村住一段时间。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
刘涛说：“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30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
“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刘涛很看好这种水果的经济效益。他希望自己能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如今，他已成立了跑马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时，他从农户家中收葛根、蜂蜜、腊肉等土特产，将建网上销售平台卖出去，6月底就可以上线。
□对话
谈辞官 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我最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 与大学生相比有很多优势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 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100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名校抢状元是最低水平的竞争
高校状元之争，是最低水平的竞争。北大清华如果能够在推进招生公平、探索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推进高教改革上展开竞赛，才是国人所乐见的。
北大清华对高分考生的争夺，似乎由“暗战”变成了“明撕”：两校某地招生组在微博公开对掐，互揭对方以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的做法；另有爆料称，两校在某地为抢一个学生，还动了手。
虽然个别招生人员的做法不能代表整个大学，两校在回应媒体询问时也称一些招生纠纷被夸大了，但两校围绕“状元”的争夺却由来已久，为此互相抹黑，明争暗斗，对高分考生远接高迎、威逼利诱，甚至不惜用亲情绑架，真是有辱斯文。
这样激烈的争夺，看似是重视人才，实则功利而短视。现在的所谓“状元”，无非是一次考试的第一名而已。状元的产生，有太大偶然性，高分未必素质更高、更不一定将来更成功，这些道理已无须赘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如此追捧状元，与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导向背道而驰。
现在，对高考状元的追捧，已经被视为一种恶俗，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得炒作高考“状元”，但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都在为“状元热”推波助澜，难怪此风难刹。
高校状元之争，是最低水平的竞争。因为它只看重成绩，而不重视对考生特长、禀赋、兴趣的考察，进行有针对性的报考指导，从中也看不出大学的理念和要求。“第一名专车接，第二名自己走”，只能看出势利。
正如很多人所说，这种争夺跟99%以上的考生没什么关系。公立大学拿国家的钱和资源来抢生源，不仅不利于推动招生公平，而且对“状元”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虽然看似众星捧月，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而成了家长、地方跟大学讨价还价的筹码。
大家都承认，北大清华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大学，那些高考尖子，除了选择海外大学的，首先就会考虑北大清华，这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可炫耀的。此外，两所学校风格不同、学科侧重不同，考生原本可以各选所需，不是谁吸引的“状元”多谁就高人一筹。如果非要比状元，看看有多少状元选择了海外高校，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一所大学是否优秀，也无法用拥有多少高考状元来证明。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主要看师资和教学水平、培养出了多少优秀人才，而不应把生源质量作为主要指标。要是这样的话，北大清华早就应该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如果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生源，却没有培养出同样多的杰出人才，反而说明大学的失败。
北大清华占用了如此多的社会资源，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生源，但在世界知名大学排行榜上徘徊不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喊了多年，也不见起色，恐怕与这种落后的理念不无关系。
名校之间有竞争是好事，关键要看争什么。北大清华如果能够在推进招生公平、探索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革除高校弊端、推进高教改革上展开竞赛，才是国人所乐见的。
粉尘爆炸启示安全科普重要性
对于公共安全，亡羊补牢，总是已经太晚。如果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及时科普，才是更合理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即便没有去过，应该也会在各种媒体上见过这样的场景：震耳的音乐与炫目的灯光中，年轻人挥舞手臂、扭动身体，进入忘我的境界。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热烈的气氛，这些让置身其中者沉醉，却也让旁观者有些担心：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6月27日晚，一起类似场合的安全事件，在海峡对岸发生。台湾新北市八仙水上乐园在举办“彩虹派对”时疑似发生粉尘爆炸，已造成524人受伤。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人群狂欢之时，舞台喷发出大量粉末，爆炸瞬间发生，浓烟与火舌吞噬全场，强劲的鼓点变成惊声尖叫，很是惨烈。
事发之后，唯愿伤者身体与心灵的创伤，都能尽快愈合。惊心动魄之余，这起事件也把“粉尘爆炸”这个名词带入公众视野。其实，近年来，粉尘爆炸已经频频发生。去年8月，江苏昆山中荣公司造成百余人死亡的事故，就是粉尘爆炸。在工业化历史上，从美国到日本，都曾有过粉尘爆炸的高发期。
然而，在娱乐场合发生的粉尘爆炸，更让很多人惊觉，公共安全的威胁，无处不在，有些甚至超出了普通人的知识与经验范畴。有媒体提示，近些年来人气越来越高的彩色跑，即便使用的是纯植物淀粉，也是最容易引起爆炸的粉尘之一。而在购物网站上，类似粉末大量在售。如果缺少相关知识，在不当的场地使用、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没有发生意外可能只是运气。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一起安全事件，让人回想起曾经历过的类似场景，真是难免后怕与冷汗。这提示社会管理者：公共安全，需要更多科普。前不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公共安全问题时，习近平要求，要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这其中，就必然会包括科普的内容。
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一个表现就是新事物会不断出现，带来新体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比如，驴友越来越多，被困荒野的新闻屡见报端；比如，建筑工地越来越多，困于在建建筑的事时有发生；再比如，公共交通工具起火，如何才能更好逃生，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太多概念。
对于公共安全，亡羊补牢，总是已经太晚。如果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及时科普，才是更合理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前两年，有卫视频道曾推出过情景式的公共安全节目，可说是有益尝试。而在很多电影院，影片开始之前播放的安全短片，也是一种到达率很高的科普——那不过是两条商业广告的时间。
凡有新事物出现，多问一问“安全”问题，多绷一根安全的弦，总是没有错的。对于个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对于社会管理者，这更是一种责任。
“寻牛验DNA”，别放纵技术依赖症
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
“奇葩证明”再添新案例：江西新建县某农民的牛犊不见了，全家人苦寻20多天后，终于在隔壁镇找到了疑似自家的牛犊。随后，该农民到派出所报案要求讨回小牛，但民警称必须先做DNA鉴定证明“牛是你家的”。最终，这位农民借款6500元做了司法鉴定，证明了自己是那头市价四五千元的牛犊的拥有者。
“寻牛验DNA”的荒唐故事，与此前饱受诟病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都属于“事难办”和“瞎折腾”的典型案例。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最大问题是对僵化制度的教条式遵循，前者则暴露了一些基层工作者的“技术依赖症”——有些问题本来不复杂，本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解决，却非要依赖“高科技”手段。
农村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要证明一头牛犊的归属问题并不算难。除了让失主说出牛犊的特征并加以检验，还可以让同村农民帮忙指认和作证，警方对拾得牛犊者的调查也能发现诸多疑点。这些鉴定手段或许不如DNA鉴定科学、准确，却能让失主尽快找回自己的财产，也能节省跑腿、验DNA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那么，为何非要让那位农民做得不偿失之事呢？可能是想通过验DNA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以后双方有什么矛盾，DNA鉴定报告是证据。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这起个案抽离，不难发现，“技术依赖症”已成基层公共治理中的常见病症。比如，不少基层民警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就一筹莫展，如果要证明近亲关系就条件反射地想到DNA鉴定。善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很多工作中必须的，但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
究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思考问题，还是为图便利而放纵“技术依赖症”，考验的是基层治理理念和价值观。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只要在解决问题时稍稍“接地气”一些，“寻牛验DNA”式的荒唐故事或许就不会出现。
科技进步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不能以正确心态对待科技进步，就会给百姓办事添堵，让科技成为减损百姓“获得感”的负能量。事实上，科技越进步，就越要提升公共服务意识，越要改进公共服务方式，让公共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情怀。
“找骂营销学”何以屡试不爽？
在“找骂式营销”的生存土壤中，有制度环境的诱因。如果突破底线的广告得到应有制裁，营销界人才定不敢费尽心机想办法不断突破底线。
曾经有部喜剧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那时候，表扬是奢侈品，人们求之不得；现在好像变了，正变成“求求你，骂骂我”—— “找骂”的人越来越多了。某专车那组石破天惊的“打黑车”广告发出之后，不出意料被骂得很惨，连累那几个明星和微博意见领袖的名声也受到损伤。然而雨过天还未晴，有“高人”对着众人作清醒状：“骂爽了是吧，你骂爽了，人家赚翻了，你以为你把人家打趴下了，其实你们都是人家的棋子。”
有文章称：“据悉某专车此次事件获得超过500万单日下载量，相关策划人员每人奖励一辆20万以上的汽车五年使用权……”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已有人提出质疑，但文章的核心意思很明白：“不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去评价商业模式。”我来翻译一下：找骂是一种商业模式，铺天盖地的骂声是成功的标志，骂声如潮好过没人搭理。“越骂越火”似乎已经成了网络时代成功的不二之道。
用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某专车的“作死式”营销广告，确实别开生面。一切都在计划中，要的就是这效果。甚至那个低级笔误“怪蜀黎”都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是人家故意卖的破绽啊。
互联网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传播规律，严谨认真的文章乏人传播，反而有明显漏洞的文章容易火，因为每个人都能在骂它嘲笑它的过程中获得优越感。这就导致一个畸形的现象，一些精明的作者为了让作品广为传播，故意犯一些低级错误，人为制造把柄。
当“找骂营销学”大行其道，正直的人们一定对这样的情境无所适从。正如作家杨葵所说，“身败名裂”这词儿可以从词典里删除了，当下社会没这事儿了。其实不删也可以，换个定义就行了——“身败名裂”新释：在互联网上意为一种低成本获得成功的技能，擅长此技能者可以通过有意暴露自己在道德、品位等方面的欠缺，成为公众集中谩骂的对象，最终获得巨大的利益。
最让人崩溃的是，“找骂营销学”的践行者确实屡次获得成功。而“成功者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是这个社会通行的另一套逻辑。找骂—有人骂我—接近成功—所有人骂我—巨大成功。然后反击，“骂我的都是loser，你们想让别人骂别人还不骂呢”。这链条简直无懈可击。有人呼唤“体面”，有人却在问“体面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现实如此，不能只怪受众太好欺负。
至少在“找骂式营销”的生存土壤中，有制度环境的诱因。如果突破底线的广告得到应有的制裁，营销界人才定不敢费尽心机想办法不断突破底线。
当然，虽自知无力我也要劝告一下围观的人们：坚决地用脚投票吧，在朋友圈做出的誓言，不要轻易被几张优惠券收买。没有肌肉的善良等同于懦弱。让“找骂营销学”失去生存空间，需要每个消费者的自觉.
“千万别报××专业”多属跟风调侃
近日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出炉，被称作高考填志愿另类指南的“千万别报体”，在网上再度兴起：“千万别报中文，因为四年大学白上了”“千万别报法学，别幻想何以琛，张益达倒是一大堆”……其中间杂着“学××悔青肠子”的感慨。网友总结的坑爹专业合集中包括了金融、会计、土木、医学、法学、新闻、中文、计算机、英语、化学等等，理由不外乎难就业/苦加班/没妹子/被鄙视。对此公众怎么看？本期“京报调查”（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就此展开调查。
千万别信“千万别报”
每到填报志愿季，“千万别报××专业”的良心帖就会被回锅爆炒，大家都在劝学弟学妹们莫步自个后尘：学医的嫌医生这行太苦太累，学法的劝人息了何以琛梦，学计算机的说“出来程序猿，单身三十年”……似乎各行各业都有太多块垒要浇。
都说“现在流的汗和泪，都是当年选专业时脑子进的水”，把教训讲与他人听是好事。可问题是：社会上果真有无可挑剔的专业、职业？中枪专业几乎囊括了三百六十行，还让他们怎么选？所以，就像“京报调查”中很多人认同的，对这些劝告宜谨慎听取。
毋庸置疑，当吐槽本行业成为集体动作，这里面确实反映出某些问题：如人们职业满意度的普遍匮乏，高等教育中职业规划教育缺失等。但牢骚太盛防肠断，理性的职业认知，本就包括了必要的包容度。源于此，那些高考生不妨也听听我的“良心劝告”：千万别信“千万别报”，从心所愿就好.
“找公安茬”的官微言论也是找茬
在网络时代政府必须树立起官微概念，对官微之类工具信息发布应具备“发言人素养”。公安局官微骂监督者“找公安茬”，说明这种素养的缺失。
据报道，25日，有网友微博质疑陕西榆林市神木县警车私用。结果榆林市公安局官微却回复：“家里人又违法了吧？找公安的茬。”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昨日凌晨，榆林市公安局删掉该微博，并致歉称将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
榆林公安官微这条“神回复”透出的“水平”，确实让人着急。如果网友监督警车私用就是“找公安的茬”，是不是也可以说，警察执法中，也有找违法者的“茬”的情况？遇到监督，就得出“报复”的因果结论，这种狭隘的心态叫人担心。
有网民质疑：涉事微博有恃权威胁之嫌。但结合具体语境看，这更像是个人置气之言。可不管怎么说，官微官微，代表的是官方；官方可以说，管理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但是官微所反映出的官方“水平”，留给公众的烙印能否立马消除，恐怕不好说。
某些官微管理员的“水平”如此，或不是太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若政府部门的官微水平完全受制于管理人员个人水平，动辄被其拉低，那这说明的更是部门管理水平、责任意识存在的问题。
政府官微本质上，就是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传播官方信息，与公众互动的机制符号。但当下，官微不“官”，成为管理人员“私微”，甚至管理员与网友互骂的情况时有曝出，每每令人眼镜大跌。事后相关官方解释多是，官微不当言论属于“个人行为”、“擅自发布”。但这种解释比较低级，或者说，拿“个人行为”开脱责任的态度本身也是种失职。
在政府民众互动也被“互联网+”改变的当下，政府要树立官微概念，对官微之类工具信息发布应具备“发言人素养”。这就包括，首先，官微发布应设立严格的审核制度，包括微博信息上网的技术操作程序，决不能交由管理员个人全程控制。可时下某些地方、部门整个体系都缺少对官微发布和管理的应有重视。去年11月的一个夜里，甘肃张掖市政法委官微居然发布一条“张掖市委政法委宣传部副科长王兴河带异性回家过夜”的消息。事后得知，是该单位官微管理员王兴河家“后院起火”，其妻登录单位微博发泄。管理员老婆都能在官微撒泼，官微成了什么？
其次，官微管理员的素质应有较高标准，“发言人素养”当内化其中。网友举报公车私用，官微管理员一张嘴就斥责网友微博“大量负能量”；将群众监督说成是“整天无所事事”……不客气地说，能讲出这种话的公务员，基本的公共常识、政治素养都未必及格，如何胜任官微管理员之职？
所以说，涉事公安局官微骂监督者“找公安茬”，虽是个案，但却值得所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都引以为鉴，以现代化官微概念去避免这类有损政府公信的低级错误。
自主招生落榜却考“状元”很正常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5年四川省高考理科第一名是来自绵阳中学的高志华，语文123分，数学142分，英语142分，综合282分，总分689分。但清华和北大的招生老师介绍，该考生在此前的清华和北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连笔试都没过，这次却考出了689的高分。
有舆论就此调侃大学自主招生笔试，没有发现优秀人才——连高考“状元”都没有识别出来。
参加自主笔试不通过，高考却获得“状元”，这不是说大学的自主招生笔试，就不权威，而恰恰说明我国当前考试招生存在的问题。高考只是对学生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共性评价，大学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还应有个性评价，一名学生可以在共性评价中表现优秀，但却不一定在个性评价中表现优异，而后者对一所大学招收符合本校的人才更有价值。最适合的方式是，大学可结合共性评价和个性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决定是否录取，但在目前的高考招生中，大学的个性评价有限，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按照高考总分，填报志愿参加录取。学生填报志愿、投档到一所大学，符合招生条件，大学必须录取。
当下的社会舆论对高考“状元”总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最近，有机构再次发布高考状元职场调查报告，发现高考“状元”并非职场“状元”，引起社会议论纷纷。而其实，高考“状元”，本就只是一次考试的最高分获得者（获得第一也有偶然性），这只是考试分数上的优秀，而并不能说明他在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和素质，凭借这样的分数，他可以在国内进入名校，获得名校的文凭，但获得名校文凭，也只能反映其学习知识的能力，而并不能代表其创新、创造能力。我国对“状元”的关注，是唯分数论和学历论之下的畸形现象。
自主招生落榜却考“状元”很正常，这也说明了自主招生的存在价值，这项改革应当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北大清华招生骂战的无聊和无奈
和有的二三本院校拼命抢生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三本院校抢生源是为生存，而名校抢高分生源，是捍卫“江湖地位”，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2015年高校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和北大的招生组使出了“浑身解数”抢夺高分考生。前两天，在广东执信中学，为“争抢”该校全省高考理科前十的学生叶彤，北大招生老师与清华招生老师发生了拉扯。而6月28日，北大和清华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掀起了骂战，互指对方砸钱抢自己的新生。随后，相关微博被删除。
这样的招生骂战，实在太无聊，也令斯文扫地。大学间招生的竞争，是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而不是用各种手段。大学在诋毁另一所大学时，也在贬低自己，更整体伤害教育形象。
对于高考高分学生，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学校，早已意识到，高分并不能反映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并在自主招生中，探索多元评价体系，可在高考集中录取阶段，大学却为了抢状元，不择手段，这不是很分裂吗？
当然，大学采取这些手段，背后也有无奈，对于一线招生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之下，大学并无多大自主权力，因此，不可能承诺学生录取，而自主招生权本是学校办学的核心权力。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发给学生录取通知书，并承诺给多少奖学金，一名学生可获多张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奖学金做出选择，是学校的正常招生模式，但在我国，大学发给学生所谓预录取通知书，和承诺给多少奖学金，是违规的。
另外，虽然明知分数并不能全面评价一名学生，但是，我国高考集中录取阶段，就是按学生分数评价、录取学生。近年来，还有一些机构对大学录取分数进行排行。在这样的录取制度和评价体系中，有多少大学不把录取分数放在眼里？近年来，我国在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可是，由于目前的自主招生名额有限，且和集中录取嫁接在一起，因此，就连自主招生也没有摆脱分数标准，所有大学都特别在意集中录取阶段的学生志愿填报，以及大学最终录取的高分段人数、录取分数线。在一些大学办学者眼里，录取分数是重要的办学政绩，如果分数线下降，就无法向师生、校友交代，因此，大学对一线招生人员是下了任务书的，为提升分数线，招生人员也就拼了。
录取分数线竞争，让招生人员不敢怠慢，按照现在的录取制度，北大、清华要确保录取分数领先，必须盯住每一个学生，万一有一名学生被挖走，录取分数就可能拉低，因此，学校会互相指责挖自己的人，而在未被录取前何来挖自己的学生一说？在焦虑的人盯人招生中，失态也就难以避免。要高的录取分，学校无法自主录取，拼命说服并确保高分学生报考本校，防止他校“策反”，招生暗战就这样上演。
这和有的二三本院校拼命抢生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三本院校抢生源是为生存，而名校抢高分生源，是捍卫“江湖地位”，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有舆论认为，大学抢高分生源，也是为提高办学质量，但进一步分析大学的教育教学，就不难发现，大学的招生和培养并不衔接，招生的分数，和教学中的名师数一样，都是为学校的办学政绩服务。
大学招生骂战背后，暴露出目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些不健康生态，这其实比骂战本身更值得关注和反思。
困境儿童需要一个临时庇护所
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还只是庇护困境儿童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国家监护制度，才是避免悲剧一再上演的治本之策。
南京近日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据当地媒体报道，相关标准要求寄养家庭“主要照料人离异次数不应超过2次，本次婚姻应持续满2年。夫妻及家人不争吵打架”等。据悉，这也是自去年10月民政部出台《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后，江苏首个制定寄养家庭评估标准的城市。该市鼓楼区已开始面向全区公开征集寄养家庭。
所谓寄养，是政府从一些家庭购买服务，使得一些困境儿童能得到临时照料和监护。南京的调查显示，该市有超过3000名困境未成年人，其中，父母双方服刑、吸毒强戒、重病重残、失踪占比较大。类似的困境儿童在各地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性存在。
对于那些生活在困境之中的未成年人来说，有一个临时的家庭可以遮风挡雨，足衣、足食，并能满足交流与沟通等精神方面的诉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即便这种庇护是临时的、短暂的，也可以慰藉一下诸多孤独、无助的心灵。
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相关标准，意味着家庭寄养有望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救济制度，而行之长远。这其中，民间社会的爱心释放自不待言，政府责任的明确尤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据报道，年内南京还将出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分为孤儿、监护人监护缺失的儿童、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重残重病和流浪儿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儿童五大类。这样，困境儿童有了甄别、分类的标准，而寄养家庭也有了具体的评估尺度，则政府力量的投注，也就不会流于虚文，而可以建立起完整、顺畅的责任传递渠道。
据报道，2013年，南京市江宁区两名女童被发现在家中饿死；2003年，成都女童李思怡也饿死家中。在这两起悲剧中，吸毒的母亲、破碎的家庭固然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却也与一直以来缺乏制度化关爱儿童的机制体制有关。尽管社区与派出所也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只要孩子依然生活在那样的问题家庭之中，就依然危险环伺，很难免于不测的困境。
这种不测，同样体现在前不久的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中，尽管他们不会有冻饿之忧，但家庭关爱的缺失，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断绝，一样会把活泼的孩童逼向绝境。
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都有权利健康快乐地成长。北师大一项调查发现，全国在家庭内受虐与受忽视的学龄儿童最小基数为37.92万人。从法律上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规，将政府的责任落到实处，为困境儿童搭建一个家庭之外的庇护所，已迫在眉睫。
当然，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还只是庇护困境儿童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国家监护制度，才是避免悲剧一再上演的治本之策。比如，如何使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及时、有效？如何确立明确的负责主体，或者确立几个部门的先后顺序来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护？还有，能不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避免未成年人遭受进一步侵害？政府的财政救助与监督责任如何体现，等等，凡此种种，不仅要鼓励各地积极尝试，更要从国家层面有“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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