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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份社会热点收集整理

来源:蚌埠考德上公培   发布时间:2015-07-05 考德上公培考德上公培V 考德上公培V 微博
执法不手软,控烟不落空
    期待北京市控烟走出刚劲一步,在施行中成效显著,不仅为其他地方树立标杆,更能助力我国的控烟进程。
    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上千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将前往学校、医院及各大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并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行政处罚。
    所谓的“迄今为止中国最严格的一部控烟法律法规”,绝非浪得虚名。它严在规定细、力度大,比如,凡是有房盖的地方、露天有人排队的地方都不能吸烟,不管是办公室、餐厅、台球厅、网吧还是幼儿园、中小学校、体育场、儿童医院,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条例一刀切,就是如此任性。它更严在全民动员,比如公众发现有人在“禁烟区域”吸烟,可以拨打北京市统一举报电话12320,也可通过“无烟北京”微信进行投诉。
    有了这两严,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执法部门雷厉风行,快速出手。众所周知,当前国内也有一些地方施行控烟条例,但效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制度太疲软,也不是公众缺乏监督热情,而在于执法部门有心无力,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不少地方常年开不出一张罚单。难道所有的烟民和餐馆老板全都那么自觉?非也!是执法部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政思维。
    而北京市的控烟条例,更严在执法人员已整装待发,全力以赴。有个细节是,自今天至3日,市卫监所将连续三天在全市范围内集中执法力量开展对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为集中行政处罚阶段做好准备。有限的执法力量将全部出动,这是士气,也是底气。也许有人会说,搞运动战有意思吗?雨过地皮湿,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切如旧。其实,不可否认运动战的意义,造成声势有助于打开控烟的新局面。从运动开始并不等于就忽略了常长二字。执法严格常态化,经常抓,长期抓。常抓不懈,必有效果。
    当然,也有人对条例抱有担心。比如,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的,由市或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罚款是“可以”而非“必须”,会不会显得偏软?不实行一点就罚,为执法预留一定的空间,这未必是坏事。而且,这也不妨碍执法从严。像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等地,控烟之所以彰显效果,就在于有狠招,也在于真罚,不留情面,不说空话。
    执法部门已经准备好了,烟民准备好了吗?尤其是一些餐馆,准备好了吗?以往,有食客不自觉抽烟,当其他食客要求服务员或餐馆老板制止,往往碰一鼻子灰。在利益驱动下,少数餐馆老板不愿意阻止食客抽烟。当条例施行后,餐馆老板再不作为,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条例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家餐馆,而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场所,敬畏条例,别等到条例找上门来。条例有尊严了,经营者才能和气生财。
    控由手和空组成,有手段才不落空;手段不落空,控烟有效果,才不会如烟飘散。日前,为表彰北京在严格控烟立法中的领导力,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授予北京市政府“世界无烟日奖”。这是嘉奖,更是期许。期待北京市控烟走出刚劲一步,在施行中成效显著,不仅为其他地方树立标杆,更能助力我国的控烟进程。


“买拐同罪”为何难入法
    倘若法律对每一犯罪都考虑其当中的有情可原之处,那么,它就无法公正保护人的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自然权利。
    近日,有法学界人士呼吁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买拐同罪”,追究买方刑事责任。昨天有网站就此发起的微调查表明,90%以上的参与者赞成“买拐同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调查结果。“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有消除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的罪恶。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法律问题,而是简单朴素的道理。
    根据刑法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免责条款,给了参与拐卖儿童犯罪的“买家”轻易逃脱法律惩处的空间,也实际成为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购买被拐儿童的家庭往往都没有孩子,他们真心爱护买来的孩子,当案件告破,被拐儿童要回到亲身父母身边时,这些家庭往往陷入悲伤绝望之中。此时再对这些家庭以严法惩处,于情不忍。
    于世情有所不忍,不能成为“买拐不同罪”的理由。有多少犯罪背后没有许多“于情不忍”呢?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死刑犯,如若要寻找其走向罪恶的最终根源,也总能从他或她的生长、生存环境、性格缺陷中找到一些让人唏嘘的缘由。比如,10多年前,22岁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残忍杀害4名同学被判处死刑,如果追溯马加爵一生,也可以找出许多让人唏嘘的辛酸,这些是不是也能成为他免被追责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法律是理性的,它不因情感和偏见来评判是非。倘若法律对每一犯罪都考虑其当中的有情可原之处,那么,它就无法公正保护人的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自然权利。
    杜绝拐卖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也不是堵上法律漏洞就可以立竿见影的。也是这两年,艺术界不约而同关注到“买拐同罪”这一社会热点。电影《亲爱的》就是通过养育被拐孩子母亲如何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悲情故事,对“买拐同罪”提出追问,探讨如何看待“养父母”家庭失去“孩子”以及孩子面临与养父母家庭分离的情感伤害。
    这的确是个社会问题,也需要人性关怀,但这些问题非法律能够承受之重。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对人口买卖这一行为的准确定义和惩处,至于买家膝下无子嗣、无儿养老的困顿,贫困的乡村、卑微的农妇的出路,等等,则需要法律之外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性关怀。
    政府和社会组织机构给予没有孩子的家庭温情保障和人性关怀,法律强调对参与拐卖儿童犯罪的卖家处以理性的惩戒,这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才能杜绝儿童贩卖的买方市场。


合格父母是孩子们最好的六一礼物
    让广大家长学习做合格家长,进而争取做优秀家长,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中国关工委副主任田淑兰在“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上所说的这番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中国,众多父母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和就学条件,为此不惜牺牲亲子的宝贵时间,有的自己打工让孩子留守在老家,有的早早把孩子漂洋过海送到欧美当小留学生。他们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父母的爱与陪伴是孩子健康成长最核心的资源。父母能不能少出差、多陪伴?那些发自孩子内心深处的呼唤,其实道出了为人父母的核心责任和家庭教育的真谛。
    有专家指出,当孩子0至18岁时,教育和陪伴孩子长大成人是父母第一责任。在明白这个首要责任的前提下,再深入了解孩子在低幼、小学和初高中阶段的不同的需求,掌握父母角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并努力按这些规律办事,这就离合格父母的目标不远了。
    一个合格的父母必定是学习型父母,对于家庭教育知识如饥似渴;必定是不断提升耐心水平的父母,因为爱孩子的首要特征就是有耐心;必定是善于分工又互相一致的父母,因为只有父母努力保持一致,才可能赋予孩子比较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健康和谐的人格。
    天下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完美的父母。那些勇敢承担为人父母的养育和教育责任的父母,只要虚心向专业人士和朋友、家人学习,蹲下来听取孩子的心声,用自己当好丈夫和妻子、当好员工和公民的行动给孩子以榜样的力量,就可以成为合格父母,成为孩子生命中最好的礼物。这样的父母多了,整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

东莞捐献血浆补贴300元无偿献血受到一定影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只需捐献血浆,每次还能拿到300元的补贴。在东莞市长安、厚街等镇街,街头可看到关于长安血浆站的广告。这种“有偿献(血)浆”已影响到部分市民无偿献血的积极性。
    献血浆需持居住证
    长安血浆站位于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新辉路,处地较偏,但血浆站在周边厂房当中,显得十分显眼。其围墙外,贴满关于捐献血浆的宣传广告牌。
    进入血浆站里面,可见大厅有几名献浆者坐着看电视等候。见到有人来访,一名工作人员热情的前来接待,并介绍献浆的条件和好处。其称一定要携带身份证和居住证用于登记,因为该血浆站只能接受长安、大岭山、厚街等地居民的捐献。记者称没有办过居住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忙在辖区办一个。
    记者随后在采浆室看到,两名打工者正在接受抽血。工作人员称,采浆之前要先免费体检,包括抽血化验血型,检查有无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还会派车送到附近某医院做胸透。其称体检过程大概要花费四五十分钟时间,检测合格后才能采集血浆,采集时间约半个小时。“采集的仪器只需提取血液中血浆部分,剩下的血细胞又重新输回体内,采浆之后身体很快就能恢复。”
    300元系误工补贴
    记者随后致电该血浆站一名负责人,其表示血浆站经常被人误解,但其实是广东省卫计委发牌的正规机构。“卫计委限定我们只能接受长安、大岭山、厚街、深圳宝安的松岗街道和沙井街道等5个镇街居民的捐献,所以需要居住证。”该负责人表示,由于献浆过程比较费工夫,所以按照规定每次给予捐献者300元误工补贴。
    那么民营血浆站的存在会否影响市民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呢?长安血浆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来献浆的人并不算多,他们不接受献血半年内的市民献浆,此外他们会动员每一个献浆者前往无偿献血机构表达爱心,其还称血浆站和周边的无偿献血点相处很和谐。
    分流近三成献血者
    记者在长安医院门口随机采访多位市民,大部分表示愿意选择献浆这种身体危害更小、又有钱拿的方式,少数人表示愿选择无偿献血,理由是“没想通过这个赚钱”和“无偿献血能享受政策优惠”。
    “长安、塘厦都设立了单采血浆站,这种有偿采血确实分流了不少新莞人献血者,长安、塘厦、厚街、虎门的献血人数就少了28%左右。”东莞市中心血站站长车嘉林介绍,单血浆站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设置的,广东省卫计委对其发放了“广东省单采血浆许可证”。


如何上好公共安全这堂课
    公共安全事故高发,有多方面原因。需通过一次次地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最终形成规范、完善制度,把安全事故中人为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
    “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5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如此描述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近来发生的多起安全事故,让人更感“公共安全”一词沉甸甸的分量。
    从河南鲁山养老院的大火,到湖南新宁侧翻的大巴;从东莞超市软包装饮料被投毒,到辽宁葫芦岛液化气爆炸居民楼坍塌;从陕西淳化大巴车坠崖,到贵阳暴雨滑坡居民楼坍塌……新闻一次次让人感受到,“公共安全无处不在”。谁都可能去超市买瓶饮料、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公共安全并非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跟每个人都切身相关。
    应该说,公共安全事故高发,有多方面原因。进入夏季,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变多、人员流动增加,使得事故发生几率更大。而今年,从美国南部暴雨到印度持续高温,更有着厄尔尼诺抬头的背景。从更大层面看,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区间时,也会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事故频发阶段。更何况,我们国家30多年的高速发展,压缩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风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选择“公共安全”这一主题,正显示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每一个公共安全事故,都会以惨痛的代价,给社会上一堂安全课。诚然,在一些安全事故中,存在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客观因素,即便是社会管理经验丰富的发达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对于处于“风险胶囊”中的中国,更需通过一次次地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最终形成规范、完善制度,把安全事故中人为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每次事故之后,公众都会要求进行详细调查、给出合理结论,这不仅是对事故的受害者负责,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关注。
    当前的公共安全风险,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经常附带连锁反应与“次生灾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那种分环节或分领域的监管体制,也容易顾此失彼,难以应对全链条和流动性风险。以鲁山养老院大火为例,从养老机构到民政部门,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更好地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正如新华社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公共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心怀侥幸、麻痹大意,要始终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短期来看,在主汛期来临、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凸显的背景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预警预控,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长远来看,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公共安全建设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希望公共安全的警报永远不再拉响。

市县一级“奇葩证明”何以尾大不掉
  国务院在终结非行政许可上已率先垂范,为清理“奇葩证明”扫除壁障,地方尤其是市县一级没有理由再继续拖延。
  连日来,媒体争晒各地的“奇葩证明”,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奇葩证明”难题已在我国盛行十余年,背后“撑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上月被彻底终结。但专家预计,因非行政许可在市县一级难清理,在全国范围内,奇葩证明至少还将残存两年。
  绊脚石式的“奇葩证明”屡清理难去,问题在哪?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一语道出答案:生活中要开具的各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而证明常常是获得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说到底,是非行政许可审批的阑尾未被割掉。
  非行政许可审批作为法外特例,按说在2004年《行政许可法》施行后,理当依照法定原则逐渐废除(已被立法确认的除外)。但这个口子却被一些政府部门越开越大。在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部门共有非行政许可审批453项。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7轮清理,取消了209项。直到今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剩余244项才被决定全部清理。
  终结非行政许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取消众多“奇葩证明”,更重要的改革指向是变“审批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释放改革红利。但从民生反响看,将它跟奇葩证明打包解读在所难免。毕竟,一些地方、部门在包办全管思维下,滥设门槛、公章林立,公民权利也受到压制,“奇葩证明”即为例证。
  按理说,国务院在终结非行政许可上已率先垂范,为清理“奇葩证明”扫除壁障,地方各级政府当积极跟进。但从报道看,目前只有浙江、广东等11个省份宣称完成了对此的省级清理。到了地市和县区一级,完成清理的比率更低。而一直以来,在市县“土政策”牵掣下,非行政许可事项自上而下逐级增设是常态,民众对地方性非行政许可的感受也最直观。这也是为什么,国务院审批改革力度那么大,地方尤其市县的各类证明仍很繁多,民众的受惠反应也不大的原因。
  从法理上说,没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县一级,在清理起非行政许可来,应该最容易。但事实上,清理工作却是阻碍重重。吃拿卡要的机会岂容改革轻易剥夺,基于权力惯性的抵制也在所难免:无论是不少本应退场的审批“换汤不换药”地运行,还是“明放暗收、小放大收”,都是其体现。而在粗放的放权标准下,清理奇葩证明必然遇到甄别难和“换马甲”等障碍。
  要割掉地方特别是市县一级“奇葩证明”显性或隐性的尾巴,就必须跳出“自我革命”的清理模式。这就需要,把国务院采取的权力清单模式精细地落实到市县层面,要明确分类式的政策引导与细化的清理标准,在评比表彰、提供事前干预的信息确认等领域出台减权的指导性意见,并辅以真刀实枪的敦促问责机制:比如,对于拒不清理或虚假清理非行政许可的责任人严厉追责,敞开司法救济大门让违法的非行政许可受到司法审查……做到了这些,“奇葩证明”才不会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郑州现“全球最大医院”并非好事
  “全球最大医院”的出现绝非好事,而是种警醒:该好好反思“大医院病”了,医改目光也须从优质医院下沉到基础医疗中。
  据报道,最近,拥有7000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郑大一附院”),因公布2014年营收情况引来社会高度关注——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2014年实现营收75.21亿元,而惊人规模下,它也被称作“全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
  放眼世界,一般医院床位规模大多在一二百张,一旦达到500张,那已是很了不得的大医院了。可在我国,即便是一家县医院,其规模也往往在1000张病床以上。问题来了:是什么致使我们这冒出这么多“大医院”呢?
  有人说,是因我国患者总量多、床位需求大。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一来,在我国医疗改革前,人口基数也很大,但医院规模却不如现在。再者,日本很多地方人口密度比我们这还要大许多,但却很少有大规模的医院。
  应看到,我国早期的医院规模也多以千张床位以下为主,近些年来才出现大医院拼命扩张。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上的扶持,在以往财政资源调配的杠杆下,那些历史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先进医院”往往得到优先保障,拨地、拨钱、给编制,为其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次,我国的医疗改革将医疗推入了市场,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竞争机制,而是彻底打乱了以前的分级诊疗体系,将各色医院放在一起自由竞争。这种完全建立在优胜劣汰基础上的竞争体系,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并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下导致医疗寡头出现。事实上,在我国各地“名院”不断做大做强的后面,是诸多中小医院在改革洪流中苦苦挣扎。中小医院萎缩,又导致更多患者涌向大医院,导致大医院越扩张床位越紧张的恶性循环。
  此外,缺乏合理的人员流动体系也是促使医院扩张的内在因素。在目前大医院中,一般实施三级医师制,医师在一定的工作年限后,需要晋升,而晋升后就需团队来配合其工作。由于对晋升的人员缺乏分流机制,就只能通过扩张医院或科室规模来为他们提供医疗平台。
  这些年,大医院不断扩张已成全国医疗体系的通病。早在2012年,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就强调“大医院规模扩张已经到了不得不叫停的时候。”因为大医院扩张并不能改善我国医疗环境,反而不利于实现上下联动、急慢分治,并推高了医疗费用。然而,三年过去了,其客观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变,长此以往,恐怕要不了多久,超过郑大一附院的更大号医院就会诞生。
  基于此,必须将医改目光从优质医院真正下沉到基础医疗中,以财政杠杆助推县乡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的标准化,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制度上落实基本医疗诉求到基础医疗机构完成的就诊流程,丰富个体行医的方式方法,出台政策鼓励综合医院的医生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唯有各级诊疗机构均衡发展,“大医院病”才可能真正得以医治。
炒股风刮进大学,不必杞人忧天
  眼下,想在股市里经历一下风浪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近日,有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参与调查的人员中,有31%的大学生在炒股,其中26%的炒股学生投入了5万元以上。记者发现,有些高中生也正在利用手机上的模拟炒股APP,进入股市摸爬滚打。调查称,大学生炒股的本钱多来自家长,目的是“想趁牛市捞一笔”,很少有人考虑亏损。
  “上课有人在看盘,很少有人考虑亏损”,虽说很多大学生炒股难免有不理性的一面,但炒股风刮进大学,其实也不必杞人忧天。大学生学习快、观念新,投身股市试试水也很正常。
  有人说,在牛市,同学们投机心理太重,个个都奔着钱去,只想捞一把就走,目的不纯、心态不正。但那些迫不及待一头扎进股市的大妈们,那些虎目圆睁一掷千金的大佬们,谁不是为了赚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大学生已成年,这点常识还是有的,别把他们想得太幼稚。
  从调查看,即使大学生炒股存在不理性成分,也没达到使人大跌眼镜的地步。首先,炒股学生多数是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学有所用;其次,真刀真枪杀一通,可为求职做准备,这也是家长们支持的原因;第三,投入不大,多数在可控范围。
  在所谓“闭着眼买只股票都能赚钱”的牛市,炒股风刮进大学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昆明主干道“禁止左转”咋出台的
  昆明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禁止左转这样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出台的?这样的规则是否广泛征求了民意?是否经过了严格的听证程序?是否进行了事后的效果调研与数据分析?
  与我一样,凡是来到昆明出差旅游的人,都能发现昆明市区几乎所有的主干道都不能左转。为了去往目的地,所有的车辆必须往前开上几个路口掉头,再开上几个路口后,在自己去往的路口右转再前往目的地。
  咱也是在城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知道城市交通的一般规则,也知道城区道路有的不能左转。但是,像昆明一样,如此众多的路口不能左转、如此普遍地禁止左转,却还是第一次看到。据报道,当时施行这项措施,是为了保证前几年昆明市在修建地铁与昆明城区二环线时的工地作业。通过这些非常性地过渡措施,管理部门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在工地项目完工后,有关部门干脆将这项措施常态化与制度化了。不仅如此,这几年还在不断增加禁止左转的路口。为此,本地的各种媒体经常要发布各种各样的“禁左”通告。
  由此我就联想到一系列问题: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禁止左转这样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出台的?这样的规则是否广泛征求了民意?是否经过了严格的听证程序?是否进行了事后的效果调研与数据分析?
  十八大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什么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事实上首先就是规则思维与程序思维。为此,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一定要遵循以人为本、法律至上、程序优先、责任意识等原则。
  依据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我们来判断一下昆明禁左的规定到底是什么“东东”。首先,它是一种规则吗?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规则。通常意义上,我们称其为“交规”。但是,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统一规定,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一般交通规则的范围,它已经是一项影响社会大众的法律规则了。其次,规则是怎样出台的?大凡规则的出台(包括交通规则),应有一些必经程序,这个程序就包括调研、论证、听证、表决等环节。“禁左”的规则,是否应该经历这样的程序?
  最后,规则实施效果如何?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既需要效率,也需要效果。所有的车在其中一个路口不能左转,再往前行进不仅占用了一条道路,而且在掉头后又无端地占用一条道路。等到该去的路口右转之后,才发现时间又比以往多花了一倍甚至几倍。效率在哪?效果何在?
  总而言之,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完善公共管理措施,如何规范约束公权力,如何广泛听取民意、吸纳公众意见,将是检验我们的管理部门能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
在故宫拍裸照,物欲对文物的冒犯
    在故宫拍裸照,不仅不会展现美,反倒让人感觉轻佻肤浅,是物欲对文物的公然冒犯。
    近日,一组在故宫博物院拍摄的裸照在网上流传,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故宫方面昨日发布说明,表示事先对拍摄并不知情,工作人员发现后当场进行了制止,并指出相关行为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更是对文物本身和文化遗产尊严的破坏,应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不过在故宫发布说明之前,当事人和部分网友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如,有个别网友就跟帖表示“这也是一种美,(应当)包容”。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在我看来,若非当事人刻意吸引公众眼球,他显
然没搞清楚何为艺术,也没弄明白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别。
    虽说艺术难以定义,但什么是艺术,并非没有标准。不是说拍个照就叫摄影艺术,更不是说拍个裸照就叫人体艺术。从相关图片看,人物肢体语言僵硬,背景与人物并不和谐,毫无美感。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店里摆放着的各种人体裸照,不过是以艺术为名的肉体视觉堆砌。这些照片放在那时候,或许还可以骗骗尚未开化的人们,现在还把这当艺术,简直是在侮辱人们的鉴赏水平。
    当然,如果当事人你情我愿,在私密场合下进行拍摄,无论把这当作艺术还是一种情调,也与公众无涉。如果是在公共场所拍摄,又发布在公共场合,就应遵循公共规范,不能随心所欲。故宫是重要旅游场所,人来人往,公然露点拍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说,还可能引起过往游客不适,有碍风化。试想,如果有未成年人凑巧经过,这种行为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别说故宫不知情,即便是提前申请,想来故宫也不会允许其进入拍摄。
    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此拍裸照,也属于不文明行为。从广义上讲,保护文物包括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文物,也是敬畏文化的一种表现。在故宫拍裸照,不仅不会展现美,反倒让人感觉轻佻肤浅,是物欲对文物的公然冒犯。除此之外,女模特骑在文物建筑螭首上拍照,还可能对文物产生不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危险动作更应禁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趣爱好,这是个人自由。同时,不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他人,也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故宫不雅照不仅毫无艺术元素,而且妨碍了公共道德,故宫方面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行为进行公开谴责。


公共安全呼唤社会共治
    社会生活中,有一些东西犹如阳光和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安全正是其一。
    与良好的环境一样,安全也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之一。当前公共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广东紧急追踪MERS密切接触者,卫生安全不可小视;支付宝、携程网相继出现大面积故障,网络安全成为新的考题;河南鲁山老年公寓失火导致38人遇难,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同样需要重视……转型期的中国是“时空压缩的胶囊”,惟有“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才能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
    现实中,“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规章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不过,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还是往往会手忙脚乱。年初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就暴露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等诸多问题。而为了避免出事,云南大理古城甚至出台了“停电不能点蜡烛”的规定,被讥为因噎废食的惰政。
    应该说,公共安全的主战场还是在基层一线。采访时曾下到煤矿矿井深处,综采作业面挖掘机轰鸣,狭窄的坑道靠液压支架支撑;也去过一个服装加工企业,厂房里堆满了各种布料,一个工人的工作台不到1米宽。虽然安全设施较完备,仍让人捏着一把汗。而音乐节时年轻人蹦蹦跳跳的草地上,城市里管网密集还要开挖地铁的路面下,也隐藏着许多安全风险。即便是有着“无限责任”的“全能国家”“万能政府”,像八爪鱼一样防守住四面八方,也难免会百密一疏。
    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呼唤着安全管理的转型。政府“包打天下”的保姆式安全监管理念,很容易陷入大包大揽的误区和条块分割的盲区。把更多人动员起来,让安全管理建立在全民共建共享的基础之上,才能让政府监管与立法司法、企业自律、媒体监督、公众参与等良性互补、合理互动,形成覆盖面更广的新型安全管理。
    只要不被蒙上眼睛,群众的十双眼睛总是比政府的一双眼睛更管用。5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微博踩着网络热点,发布了一张叫“我们”的主题图片:一侧是卡通警察,一侧的青年被标注为“朝阳群众”——很多名人涉毒涉黄落马,就是因为公众的举报。我国10人以下的小作坊、小工厂,大约占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80%,监管之难可想而知。让“北京朝阳群众”在举报地沟油、发现过期肉上更有作为,应该也是“构建公共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网络”的题中之义,更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安全”,这本身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体现。惟有以现代治理方式,凝聚起更多人的力量,形成“社会共治”,才能编织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维护好安全这一底线权利。

学会关爱“虚拟化成长”的孩子
今天的孩子不仅已经数字化了,而且在移动端。媒体在深圳一所小学采访中发现,仅二年级中就有37.8%的小朋友拥有自己的微信或者微博,零零后的小朋友已经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今天的孩子不仅已经数字化了,而且在移动端。媒体在深圳一所小学采访中发现,仅二年级中就有37.8%的小朋友拥有自己的微信或者微博,零零后的小朋友已经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进入电脑时代,家长们就开始纠结了。现在问题更严重了,智能手机的屏幕更小了,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了,在PC时代,家长好像还可以限定孩子用电脑的时间,不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监管孩子,面对一个一个小低头族,同样是低头族的妈妈们尚有担心乎?她们还有什么大招呢?
    手机、iPad、笔记本越来越普及,小屏幕、中屏幕、大屏幕,人类进入了多屏时代,这当然是了不起的科技进步,但是当你发现每天和屏幕交流的时间远远大于和人交流的时间,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和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死盯着一块小屏幕,这是不是一种病态呢?对于还在小学时代的孩子们来说,过早地进入低头族行列,这事真不是小事,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除了孩子“屏幕化”时间过长,孩子们从小就在虚拟社区生活,用Q Q、微信交流,对他们人格心理的成长有什么影响,想想还真不好贸然下结论。滚铁环、跳皮筋已经是古董了,魂斗罗、街机也已经是褪色的记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和玩法,看不惯说明你老了。
    小朋友移动互联了,禁绝不现实,放纵当然会出问题,作为家长,包括学校和社会,应该在“度”上给孩子划一条合适的线,首先是低头的时间要有节制,不然近视的比例恐怕会更高,也许将来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颈椎病,另外,小朋友们“关注”什么?“分享”什么?他们的“朋友圈”都有什么人?家长要不要“监管”?用什么方法“监管”?每个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判断和选择。不过,家长要小心你的孩子拉黑你哦。
    今年春节,电子红包满天飞,相信催生了一大批小朋友用户,过去我们要做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经常会说“从娃娃抓起”,互联网这事,看来不需要“抓”,因为它和病毒一样本身会传染,面对少年儿童“数字化生存”和“虚拟化成长”的现象,大人也要学会“虚拟化”地关心和爱。
在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毛坦厂中学,人们相信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也因此有着种种规则和禁忌。送考生的车队,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必须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而头车司机一定要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该不该批评“高考房”不仗义
    有需求才有市场。“高考房”的价格确实刺眼,但归根到底,它只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如同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如果你愿意跟风一把,那是个人的选择。
    高考在即,“订房”大战已经打响。在武汉,记者走访多家考点附近的酒店发现,“高考房”依旧火爆,郊区普通旅馆房源甚至叫价800元,有的家长为确保房源多订、互订,准备交换。在郑州,各高考考点附近的大小酒店基本被抢没了,一些位置偏僻、酒店及宾馆较少的考点附近,一间民宅一天的价格甚至要价1000元—2000元。
    “高考房”的概念已经被炒了好几年,每年高考前夕,有关“高考房”的话题都会被媒体拎出来晾晒热议一番。作为高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否认“高考房”的贡献:对于那些离考点较远、交通不太方便的考生而言,高考房的存在,确实给他们提供了便利。当然,贡献之外,专家对高考房的副作用也有提醒:一个人如果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反应和平衡机制、整合功能均会被打乱,实际上需要耗费精力和时间去感受、适应新的环境,这并不符合人的生物学特性。所以,不到迫不得已,考生完全没必要入住“高考房”。
    专家的冷言相劝挡不住家长们预订“高考房”的热情,高考房年年火爆,事实上真正吸引眼球的还是它翻番的价格。平时一两百元的价格,高考期间翻到星级酒店的价格,考生家长即便对“高考房”价格心有不满,但本着“一切都为孩子服务”的原则,也不得不忍痛“出血”。倒是围观者在谈及“高考房”时,会忍不住吐槽它的高价格,批评它的不仗义:高考期间全社会都在为考生服务,这些打着“为考生服务”名义的高考房为什么要趁机涨价?
    有需求才有市场。“高考房”是否物有所值,家长考生自有掂量。无意去批评家长们的盲从,但确实是他们“一切为孩子好”的焦虑助燃了高考经济的虚火。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讲,“高考房”未必是刚需。高考期间,为保证考生顺利到达考场,会有更多交警上路执勤,一些容易堵车的路段也会被特殊“照顾”,甚至有些路段还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所以,交通与“考距”并不是大问题。很多家长预订“高考房”,更多还是“心理安抚”。说得稍微夸张一些,高考经济多少也算奢侈品,既然不是刚需,我们就没必要要求酒店必须担负“服务考生”的使命。
    “高考房”的价格确实刺眼,但归根到底,它只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如同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如果你愿意跟风一把,那是个人的选择。对于“高考房”的经营者来说,在特殊的时间点翻番涨价,只要在物价部门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也不必为此敏感,更没必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高考房”的道德指数。

 办事若简便居民怎会造谣
    连跑三趟都没办成建房土地证,江苏东台女子常某在网上发帖抹黑“刁难”自己的国土局干部,日前被警方行政拘留。
    办事不顺利,难免抱怨几句,拿道听途说的干部“敲诈百姓”“以权谋私”在网上散布,就涉嫌违法犯罪了。说常某咎由自取,恐怕并不算冤。只是,如果国土局办事流程简便一点,哪怕跑三趟就能把土地证办下来,还会有后来这些是非吗?
    比起常某个人的过激作为,国土部门的作为更该纠正。常某第一次来国土局时,如果能给她一份告知单,把办土地证所需材料、证明和办理流程都写明白了,如果办事员能认真审核她带来的材料,并指出问题,她还用不停跑下去吗?面对这样不简便的流程、不负责的办事员,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很可能不止常某一个人吧?回头再看这一起事件,其实是两败俱伤——常某被行政拘留,国土部门丢了脸面和形象。

“悔捐门”暴露“激情式慈善”软肋
  继深圳龙岗盛平社区发出“救救10岁患白血病的女孩小乐平”倡议之后,爱心款额已达105万元。没想到接连冒出“退捐门”、“iPad门”:答应捐20万元的企业要求退回15万元,网友质疑病床上出现iPad,隐瞒家里有钱的事实。原来,企业退捐只因财务搞错;iPad是小乐平舅舅刷信用卡买的其他品牌的Pad,送给她打发时间。
  小乐平的故事几乎是如今各种慈善捐助的范本——个体突患重疾,家庭无力支撑,通过媒体报道呼吁来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结果一时间成为舆论热点,人们纷纷汇来捐款。
  很多时候,喷涌的慈善激情造成捐款数量超过摆脱困境所需。许多人在激情式的慈善投入之后,反而会对受捐者产生疑问:比如他(她)所遭受的困难,是否有夸大之嫌?那么多的捐款,究竟是否用于急需之处?
  这其实就是“激情式慈善”的软肋所在。比如过多的捐款集中在被曝光的幸运者身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整个事件完全依赖于捐助者和受捐者的道德自觉,因此类似的“诈捐”、“悔捐”事件时有发生。
  可以看到,一方面,民间慈善潜力依然得不到充分的释放路径。另一方面,这种松散自发的“激情式慈善”会产生许多后续问题。
  而解决此类问题,惟有中国慈善事业的法制化以及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真正让公益慈善事业摆脱如今的困境。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难在治理结构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一直在推动,但进展不理想。事业单位领导选任制度要改,但更应让政府朝着有效且服务,而非无限且不放权的方向转变。
  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3日发布《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已于5月28日开始实施。
  《规定》要求事业单位领导业界声誉好,群众威信高。业界声誉好,说明他有专业威望,因为事业单位是专业单位,如果一个医院的院长、大学的校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很有水平的专家,对于医院和大学来说,在业界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如果一个医院院长、大学校长,不是专业的人,反而是做管理出身的,虽然他在管理上可能非常有一套,但对于医院和大学来说,业界地位肯定是有损害的。而且,不懂专业就会从非专业的角度来管理医院和学校,导致医院和大学的考评越来越行政化、表面化。
  《规定》还要求,事业单位领导要逐步加大聘任制的推行力度,一个聘期一般为三至五年,一个岗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十年。这一规定对于去除事业单位拉帮结派恢复其专业至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在一个职位上任职一两年,一般他会处在比较公共的立场上,但一旦任职五年左右,在他拥有的行政权力边上就会形成相对比较稳定的利益集团,若此领导三五年一换,这个利益集团就会相对比较松散,单位的其他利益集团也会比较松散,而且因为有新的领导进入行政权力中心,旧的利益集团就会被新的利益集团所分散。
  《规定》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就是通过领导选拔制度的改革来凸显事业单位的专业性、民主性。同时,通过有限任期制来解决事业单位行政权力核心过强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压过专业化的问题。这对于事业单位目前广泛存在的外行领导内行、专家墙外开花墙内不香、拉帮结派追逐级别和利益等问题,是非常及时而且切中要害的。
  可以预见,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进程是会朝好的方向走。钱学森所提出的中国高校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的问题,就会有一个很现实的解。
  不过,也应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实际上一直在推动,但进展不理想,反而越来越强化了行政化。这说明,某个方面单一的制度变革是很难逆转事业单位行政化趋向的。要根本上逆转这一趋向,需要改变的是政府管理事业单位的方式。只要相关行政部门还全面掌握着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制,行政级别,领导职数和任用调配的权力,只要相关行政部门还牢牢把握着学校的专业设置权、招生名额权、分数线控制权、学位发放权等,那么学校就很难去行政化。
  因此,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要改,但更要改变的是政府要变成有效且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无限且不放权的政府。

如何让不文明的“吧唧嘴”文明起来
  文明也有“大小”之分,那些吃饭“吧唧嘴”等非“大是大非”的“不文明”,也只能慢慢引导矫正,所以《宿迁文明20条》切记在层级传递中搞指标化。
  6月4日上午,宿迁市发布了《宿迁文明20条》,这20条文明建议都与日常生活细节有关。也正因宿迁市发布的文明规则过于细化,甚至包括不过分饮酒、吃饭不“吧唧嘴”等细节,它在舆论场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与那些“高大上”的文明口号相比,《宿迁文明20条》其实走的是“标准化”之路,每一条内容都目标明晰、指向明确。有序排队不插队、不说脏话、接听尊长者电话应待对方先挂机……这20条准则据说都来自民间征集。就此看,这20条文明规约还是具备广泛民意基础的。
  “文明20条”内容本身没有什么可指摘之处,但它一经发布,就激起不小的舆论涟漪,指责它小题大做者大有人在。事实上,“指责者”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不说脏话、不剩菜剩饭、不乱贴乱画,这些文明准则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过,如今又大张旗鼓“再教育”,到底有没有必要?
  鉴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不文明举止所侵扰,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指责宿迁“文明20条”只是宿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形式之举”。与我们在很多地方见过的“文明公约”相比,《宿迁文明20条》的“亮点”更在于它指出了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好意思”指出的不文明,比如,吃饭不“吧唧嘴”;咳嗽、打喷嚏时用手遮挡;公共场合不抠鼻子等等。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饭桌上有人咳嗽或者打喷嚏时毫无遮挡,虽然你内心不悦,但如果吃饭的不是和自己关系很亲近的人,碍于面子问题,很少会有人当面指出这样的行为太不文明。更有意思的是,饭桌上有人吃饭“吧唧嘴”,如果你当面提请对方注意吃饭不能“吧唧嘴”,你的行为反而成了一种“不文明”,因为你的提醒刺伤了对方自尊。
  《宿迁文明20条》发布后,吃饭不“吧唧嘴”这一条内容被网民拎出来调侃,并嘲笑政府管得太宽。暂且不论政府是否“管制过宽”,文明20条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熟人与熟人之间的某种尴尬。当你不方便提请对方“你这样不文明”时,“文明20条”其实替你行使了“提醒”的作用。
  《宿迁文明20条》有亮点,但不能说其执行也必然没问题。“文明20条”中的一些内容与生活习惯有关,而这些习惯又可能是无意识而非故意为之。所以,矫正这种“无意识”的不文明,真正文明的矫正方式是引导而非“动辄曝光”。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也有“大小”之分,那些吃饭“吧唧嘴”等非“大是大非”的“不文明”,也只能慢慢引导矫正。据称《宿迁文明20条》已经下发到了宿迁市各个县区,如果执行中又搞指标任务化,那不文明的恐怕就不是“文明20条”中所列举的那些内容了。

中国工业落后英德有多少
  6月6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发布,报告完成世界131个国家1970年至2010年的工业现代化定量评价。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工业水平比德国、英国大约落后100多年,比日本落后约60多年。
  中国工业比德、英发达国家落后约100年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或许,这个结论对于所有工业领域而言,未必成立,但在有些领域而言,恐怕是成立的。
  举个例子,今年6月5日,深埋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地底的武汉最老水管部分出土,这段约200米长的老水管管道建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元年(1909年)通水,已在地下运行了106年,至今没有过一次爆管。当时这些管道都是从英国进口。
  这个事实首先也证明,在工业产品的材料方面,英国的确比中国领先了约100年。这个比较是从自来水管道后来的维修更换得出的。武汉的供水系统在清末修建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第二次发展建设期,用的供水管主要是铸铁管,到了90年代,用的主要是水泥管。这些管材强度不够,在长时间地面车辆碾压、管内高压情况下,经常爆裂。进入21世纪,改用高强度钢管、球墨铸铁管后,管道爆裂现象才大大减少。但是,这段老管道运行了106年,竟然一次爆管都没发生过,只是偶尔发生管道接口处渗漏。
  除了坚固之外,这段供水管供水水质也很好。按照国家自来水水质要求,水质达到1度以内就能达标。而这段老管道输送的自来水水质一直稳定在0.5度左右,说明管道内部情况非常好,没有发生严重锈蚀等情况。
  现有的分析发现,这类英制管道材质为生铁,其管壁比国内制造的铸铁管和球墨铸铁管要厚,整个管道厚实耐用,因此能服役时间超长,而且没有发生爆管。
  中国工业落后于发达国家100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和不承认这种差距。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差距的原因并学习他人的长处,从材料、技术、制度和创新等各方面迎头赶上。

“禁烟令”为何难以“掐”一支烟?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落实后的首个工作周结束,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这5天内,执法部门对696个场所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党政机关的控烟合格率在各类场所中最高。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落实后的首个工作周结束,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这5天内,执法部门对696个场所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党政机关的控烟合格率在各类场所中最高。而在控烟热线接到的投诉中,来自写字楼办公楼、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和商场超市的最多。控烟条例实施一个星期过去了,但却只开出了一张罚单,这样的结果令人欣慰,但并不能消除人们对控烟执法的担忧(6月6日《京华时报》)。
    其实,从条例出台的那一天起,很多人就不看好条例的执行。这倒不是人们反对控烟,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控烟。但是立法容易执法难,有“史上最严”的条例,就有“史上最难”的执行,如果“史上最严”条例不能得到“史上最严”的执行,那么“史上最严”条例就极有可能沦为一个法律泡沫。
    人们认为控烟条例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针对个人陋习的执法必然会引发大量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长期普遍地存在,而执法部门又不能坚持长期普遍地执法,那条例很可能会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流产”,“最严执法”也就会虎头蛇尾。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出台的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不胜枚举,但总体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个别地方十几年来开出的罚单还是个位数。为什么禁烟令就是“掐”不灭一支烟呢?梳理起来包括取证难,执法主体不明确,人员经费紧张,烟民不配合,害怕引发冲突等。
    以法规形式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确可喜可贺。但禁烟绝非易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比如“不交罚款就抓人”的强制措施,禁烟目的恐怕难以实现。正所谓法律的威慑力既在于严肃性,还在于其严执行。如何做到在落实禁烟措施中的违法必究,是公共场所禁烟中需要考虑和应对的。最为关键的是,《条例》贵在执行,重在落实。只有让违规吸烟者付出足够的违法成本,禁烟才能有长效。否则有了规定却没有执行,被拔了牙的老虎何足为惧?
    “史上最严”条例必须辅以“史上最严”执行,否则只能功败垂成,只能听到一声文明的叹息。人的文明程度要靠教育和培养,但有时候也要靠倒逼,过度迁就就是保护落后。人都是有惰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严厉的执法是推动人迅速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力量。
 
还乡村教师尊严,事关教育公平
  补偿农村生的高考公平,不管怎样补偿,能进重点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整体提高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让所有农村生都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才是真正落实教育公平。
  针对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昨天上午公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提出了8个方面举措。包括: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满足一定教龄的授予国家荣誉,等等。
  中国教育存在两大难题需要攻克,一是扩大教育公平,一是提高教育质量。这其中,乡村教育的公平和质量问题,尤为突出,相对于城市学生来说,我国乡村地区的学生面临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全面不公平,学生只能进条件落后的乡村学校,接受教育质量比城市地区低的基础教育,在升学中,也和城市学生处于不平等地位——升入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比例在本世纪最初十年持续走低。
  国家近年来狠抓“结果公平”,推出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和农村生专项计划,意图补偿农村生的高考公平,这有效提到了农村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但是,必须意识到,不管怎样补偿,能进重点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整体提高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让所有农村生都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才是真正落实教育公平。
  发展乡村教育,补上这一中国教育的短板,是我国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基本职责所在——一国的教育水平不是由最高的那部分决定,而是由最低的那部分决定。近年来,国家对乡村教育进行了投入倾斜,基本解决了乡村教育的校舍改建,消除了乡村学校的危房,但乡村教师问题,还是困扰乡村教育的最根本问题,可谓短板的短板。
  这次国家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抓住了影响乡村教育的重点问题,也开出了药方,包括提高教师的待遇,以及改革乡村教师的职称评审等。对于计划,必须严格落实,不能就停在空中。而要落实计划,必须进一步改革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及改革教育管理、学校治理模式。
  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费,主要还是靠县乡财政保障,这导致各乡村教育的保障力度,受当地财政实力的影响,这也是造成我国教育不均衡的根源所在。所以,落实扶持计划,应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笔者进一步建议,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可直接打入乡村教师的个人账号,而不是层层拨付,再由地方教育部门调配,结果并没有用到乡村教师身上。
  而在乡村教师的考核、评价、职称评审中,迫切需要引入同行评价机制。用僵化的行政指标评价教师,是目前教师管理、职称评审中的最大问题,影响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也影响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可以说,建立教师同行评价机制,和建立教师荣誉制度一样,也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草率开除教师无助于提高师德
    要提高师德,关键在于构建能保护师生平等权利的制度,不偏袒教师,也不纵容学生,这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化解师生冲突,而不是加剧矛盾。
    因上课时后背被贴上一张写有“我是乌龟,我怕谁”的字条,安徽怀远县包集中学梁老师与学生扭打起来。6月4日,县教育部门决定将其开除。但很多教师认为处罚过重,梁老师也提出复议申请。8日,在媒体报道此事后,教育部门将处分由开除改为降级。
    处分的迅速变更,暴露出处理的不严肃。这可能是教育部门面临舆论压力时做出的调整,也进一步暴露出目前行政处理存在的问题,提示教育部门应借这一事件进行反思,并建立相应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此前很多老师觉得处罚过重,那么,教育部门做出处理前,听取过教师的意见吗?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规定,中小学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在学校管理中,要发挥教师委员会的作用。对教师做出行政处理,当然应由行政部门做出。行政部门在处理过程中,应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由教育部门官员、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共同组成)对事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初步处理,并把结果告知当事教师。如果教师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应再组成仲裁委员会,听取教师的申诉意见,甚至重新调查,再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这是保障教师权益的处理机制。
    但遗憾的是,我国中小学处理教师,却缺乏这样的机制,往往就由行政部门直接做出,有时结果难以服众。像这起事件的处理,就有些息事宁人的意味。当事教师打学生固然不对,但不能忽视的是,学生侮辱教师在先,虽然教师不该反应过激打学生,但又怎能要求教师面对侮辱没有任何反应?
    对于教师的过激反应,学校应该批评教育或给处分,但开除既不利于教育学生,也不利于教育教师。开除老师,会纵容一些学生以恶劣态度对待教师——在国外,教师是可以把这样的学生诉上法庭的;另一方面,教师的尊严被践踏,却得不到维护,教育理想如何维系?这是需要当地教育部门谨慎考虑的。
    师德很重要,但校内师生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要提高师德,关键在于构建能保护师生平等权利的制度,不偏袒教师,也不纵容学生,这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化解师生冲突,而不是加剧矛盾。

高考后,能否“从此过着幸福生活”
    比起考个高分、上个好大学,懂得自己最需要什么、人生要向何处去,其实更重要。在这方面,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多功课要补做,我们的教育有太多需要改革。
    高考结束。收起大红横幅和身份验证设备,揭去编号和指示标记,搬回原来的桌椅,考场霎时又是一间间普通教室的模样;出了考场,不论多么惴惴不安,多数高考生都会很快意识到,一个最悠长的暑假、一个漫漫苦海后的狂欢就在眼前;父母们终于可以不再盯紧“不自觉”的孩子,老师们也不必再因为担心学生轻生而将学校封闭得如同牢笼;交通恢复正常,教育、公安、卫生、消防等许多部门也都从高度紧张中解脱出来……
    每一年如约而至,每一年凝聚起整个社会的焦虑、担忧、喜悦、苦恼、希望、怀旧、调侃等诸多混杂的情绪与心理,负载着太多功能与理念——从哪一年开始,高考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集体消费的大事件。媒体争先恐后收集各省份的高考作文题目,进行各种解读、评点、比较。以前多是专家指点要津,如今时兴大众编段子,看谁更奇葩。
    在这番紧张和热闹过后,也许我们更该关心的是,“后高考时代”,刚刚领了成年社会身份证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中这个悠长假期的?一假之后,他们究竟是离自己的理想人生更近了,还是更迷惘了?
    近些年来,几乎每一所大学里都有一部分学生,在好不容易鱼跃龙门之后,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人生航向。沉溺游戏,浑噩散漫,跷课,挂科,作弊,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被劝退,伤人或自伤。不少大学开始像中学一样,有了家长会、家访,除了辅导员还要加上班主任、一对一导师或心理咨询师。
    中国式高考,目前还不能将选拔人才的过程,与一个青少年的自我认知成长有效统一起来。前十多年的学习,即使再勤奋,目标往往也只有一个泛泛的“考大学”。对于考上大学之后,有点像童话结尾说的“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般,只有模糊的想象与到达终点的心态。一旦缺少了理想、兴趣带来的动力,加上就业难的心理压力,足以让辛辛苦苦考上的大学,最终流于混日子。
    比起考个高分、上个好大学,懂得自己最需要什么、人生要向何处去,其实更重要。在这方面,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多功课要补做,我们的教育有太多需要改革。
    从众口一词地抱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认可“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从全国统考到各省份自主命题再到全国统考,从专业志愿第一到只看分数的平行志愿制,从每所大学自主测试到联考再到今年的高考后自主招生,从高中会考取消到重设学业水平考,从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保持兴趣特长的推优加分到减少腐败的大幅削减加分项目……这些年,高考一直在改革中,目的是不再让一届届少年人,将最有创造力的青春年华埋在文山题海,在一套套模拟卷里消磨。
    中国的少年太需要“可持续发展”。“后高考时代”,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假期、更好的日子。

无人超市测诚信要曝光也需涵养
    6日是网络“信用日”。当天,在北京的一场“无人超市”实验中,有3名女性拿了东西不付钱,还有人往返多次,拿走数袋高价烟酒,却只付10元钱。组织者表示,诚信测试不会对这些人追责。
    看过几次“无人菜市”的消息,不少人感动得稀里哗啦。可社会整体的诚信水位,并不是一条线保持水平的。“无人超市”的测试就引得一片质疑:“不知道这样的测试意义何在”“明知道的结局,测试又有什么用”……看起来挺有理,但细细分析,其实稍显武断。
    “无人超市”的测试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可以警示和启迪大家。新闻一旦曝光,那些贪便宜、不付钱的人,私下里恐怕也得羞愧一把。去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有测试,大家心里有底,知耻后勇;有《纲要》,大家明白利害,清楚方向,整个社会的诚信水位就会不断抬升。

中国父母对子女逼婚为哪般
  现时代一些逼婚的父母,10年前正是他们为青春期的子女操碎了心,为防范青春期子女早恋而各种严防死守;大学期间又担心子女把持不住,不认可甚至阻挠子女的恋爱。
  据报道,中国逼婚文化催热约会APP。
  中国父母对独身成年子女的“逼婚”似乎成为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逼婚,许多父母甚至不惜亲自出面为独身成年子女相亲,自作主张给子女报名参加婚介活动等。不仅如此,中国父母为成年子女的婚姻似乎承担了太多责任,像无偿为成年子女带孩子;出面调停子女婚姻冲突等。
  那么,为什么中国社会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婚事忧心忡忡呢?这可以从如下几个因素来诠释。
  首先,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规范和社会比较来形成的。在中国社会里,无论是影视、舆论还是媒体所传播的行为价值观,都以父母凌驾于子女权利之上为“正当”的,而通过大众媒介所传播的行为价值观又根植于社会主流的传统价值观。因此,一对父母无论从大众媒介,还是身边,都能习得同样的行为价值观。当周围家庭和影视中的“榜样”,都倾向或赞成“逼婚”,那么如果自己放任子女的婚事而不加过问,俨然便是做父母的“失职”。
  其次,中国父母对子女婚事的过度关心和干预,还反映了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父母对晚年生活的不安。大多数年届老年的中国父母,穷其一生都在组织的安排下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退休之后,他们很难从自己的生活中建立起其他的意义,那么期盼有个孙子,就成为晚年生活的莫大慰藉。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30余年,仍然不能建立起普惠大多数民众的养老体系;而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又在独生子女现实面前岌岌可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父母对成年子女的逼婚也反映了中国父母对晚年养老的焦虑。在他们看来,子女结婚生子后,晚年生活才算安定下来;否则,他们的晚年生活仍然在“风雨飘摇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微妙的因素使中国一些家庭里面父母对成年子女的逼婚宛如一种绝妙的讽刺。由于大多数中国家庭秉承传统、保守的家庭价值观,所以在子女青少年时期往往就在无知无觉中压制了子女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现时代一些逼婚的父母,10年前正是他们为青春期的子女操碎了心,为防范青春期子女早恋而各种严防死守;大学期间又担心子女把持不住,不认可甚至阻挠子女的恋爱。长期的过度管制使子女的社会性发展受到抑制,导致相当比例的适婚青年人缺乏恋爱和婚姻的心理准备,以及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的技能和把握。这就使得一些父母由衷地认为子女在没有自己的积极干预下,无法独自建立恰当的婚姻关系。这些因为早年的过度管教造成成年子女“长不大”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一些逼婚父母的自酿苦酒。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那么多父母热衷于对子女逼婚,既包含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规范作用的影响,也由于中国父母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使然,还交织着对晚年生活的种种不安,甚至还可能源自一些父母早年对子女成长过多的不恰当干预所造成。种种因素的交织,便能描述出中国父母为何热衷对成年子女逼婚。

身份证异地受理降低社会流动成本
    此次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招领制度的探索,可看做户籍改革的子命题和新动向。这肯定会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淡化居民的地域属性。
    在工作的城市丢了身份证,却要回老家派出所补办——这个难题很多人都曾遇到过。现在,随着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招领制度被提上日程,这种大费周章或将成为历史。
    公安部日前召开了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称将把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作为继户籍制度改革、车检驾考制度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并强调将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优势,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让每个公民都能在最方便的时候、最方便的地方办理和挂失身份证,意味着他们不必再为一张须臾不可离的证件在城市和乡村间来回折返,不必再腾挪闪躲、充分调动个人资源来“缝补”各地办理方式的差异,这肯定会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淡化居民的地域属性。因此,看似是一项单项改革,却有着最大范围的普惠性。
    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整个社会治理的框架都要在这个现实之下进行革新。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管理都出现了去户籍化的趋势: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正逐渐流畅化,异地医保即时结算也正在探索;统一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建立,异地接续也在完善;“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的问题解决在望,电子婚育证明改革也正在试点中。总的看来,目前的社会治理正在依托技术化管理,完成对传统户籍式管理的解构,逐渐迈向管理的现代化和服务的人性化。而此次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招领制度的探索,可看做户籍改革的子命题和新动向。
    采取更有利于契合人口流动的管理方式,有利于降低身份地域属性带来的高成本,而让人口流动的成本降低,往往会带来社会的活跃度上升,这是单项的简政改革可能产生的蝴蝶效应。在本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要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营造创业创新便利条件。想一想,让异地流动更少包袱、让办证盖章更多方便,尽量减少那些无谓的折腾,别让人丢了身份证就跟丢了魂一样焦虑,就是在微观层面上破除对创新社会的限制了。
    从报道看,此次公安部会议提到的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是第一次动议,何时拿出草案、是否要经过试点,还没有进一步明确的消息。这个改革要打破信息的条块分割、形成巨大的数据库,也要统一各地关于身份证办理的要求和规制,肯定需要详密的步骤。未来,应定期向公众公开改革进度,让这项民生工程能在紧凑的时间表里完成。

作文原型遭“人肉”,问题出在高考外
    一道高考作文题,暴露了部分网友人格和知识上的缺陷。这场网络暴力事件所揭示的问题,已超出高考作文题以外。
    高考结束,网上掀起一股扒作文题“原型”的热潮。新课标全国一卷作文“孩子举报老爸(材料作文)”的所谓新闻原型也被“人肉”出来。令人惊讶的一幕随之发生:众多网友在当事人微博上嘲讽谩骂,评论多达数万条。其后,当事人不得不关闭评论功能。
    作文考试不理想,却把气撒在所谓新闻原型上,想想也是“醉”了。且先不说这道作文题出得好不好,以现实生活作为考试题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类来源于现实的题目,往往是对生活现象的提炼,并不具有唯一指向性。何况,遭遇网暴的当事人已否认自己是作文题中的“小陈”,请求@湖北高速交警出面澄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仍吐槽“三年的努力,就是因为你和你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打电话给毁了”,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当然,这些大肆攻击当事人的网友,未必都是应届高考生。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都是非常不妥的,涉嫌违反网络相关规定,是对当事人的人格侮辱。若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可对涉嫌侵害自己名誉权的网友进行举报,或者提起法律诉讼。对于网络暴力行为,就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阻止有些人为所欲为。
    为何那么多人把气撒在当事人头上呢?这说明,部分考生作文考试失利,可能是平时接受的作文训练有问题。以社会现实素材写信,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是题型有所变化而已。在填鸭式教育背景下,许多学生只会一板一眼地按照教材或根据老师教的办法学习,不懂得触类旁通,作文写作的基础不扎实,所以碰到灵活一些的题目,也就难以应对。
    这还可能和部分学生成长环境有关。许多学生从小到大一直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平时“不读书不看报”,很少参加社会事务,对外部世界缺乏必要了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如此,反而不利于提高学习质量,一旦在考试中碰到鲜活的题目,就可能发挥失常。在作文上丢分,有人难免感到懊恼,从而把气撒在错误的对象头上。
    一道高考作文题,暴露了部分网友人格和知识上的缺陷。这场网络暴力事件所揭示的问题,已超出高考作文题以外。中学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应试机器”,注重人格培养,让学生学到做人的道理,这样的教育方式才是成功的。

市场是最好的职业资格认定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规范职业资格认证,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让有能力的按能取酬,让没水平的难以立足,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率的认证和认可。
    前段时间,有报道称“大学生4年狂揽65个证书,毕业仍找不到工作”。不过,马上有人发现,这些证书有些蹊跷,比如广播电视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高级文秘及办公自动化证等,有些已经取消,有些没什么含金量。反倒让人怀疑,为何会有这些滥竽充数的证书?
    类似情况,早已被纳入改革视野。近日,人社部相关负责人给出了一个面上的数据:到2013年底,国务院部门共设置各类职业资格618项,地方自行设置的有1875项。而职业资格制度的改革也正在加速,今年年底,整个取消的职业资格数量将占到职业资格总数的1/3多。
    应该说,对于一些职业,设置进入门槛,是有一定必要的。入夏以来,从“东方之星”沉船到广西大巴翻车,各种公共安全事故频发。这样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些涉及公共利益、专业技能较强的职业,必须有严格的准入。这不仅是对职业的尊重,更是对公众的保护。美国、德国、英国等先发国家,早在上世纪初就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提升产生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不过,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也必然会因为权力而附加上利益。有人说,这样的权力是摇钱树,培训、教材、考试、发证、年审,“收钱一条龙”。如果不能做好规范和监督,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协会很可能就会自设门槛甚至各设门槛,让职业资格认证变多、变滥。更何况,在就业压力下,求职者难免会产生“本领恐慌”,饥不择食地考取各种职业认证,也让这一领域蛋糕更大、油水更足。
    更重要的是,过多的职业资格许可,既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也阻碍了人才合理流动。连人社部的官员也承认,“职业资格太多了,1875项中有90%以上都是应该取消的”。每转换一次岗位,就要准备一次新的考试,这使得一些职业难以吸引到更多的人进入,不仅达不到“防火墙”的效果,反而成为人才涵养的“绊脚石”。
    翻看去年以来被取消的各种职业资格,有些确实让人莫名其妙。比如“木材搬运工”“邮电业务营销”“农业技术推广员(水产)”等等,看起来就有着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去年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还特地拿“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做例子,当时在场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都没有这个资格认可,“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
    本届政府一个鲜明的改革思路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简政放权是集中体现,而减少职业资格则是其重要内容。规范职业资格认证,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让有能力的按能取酬,让没水平的难以立足,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率的认证和认可。人社部表示,未来职业资格评价应该更多地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具体的操作方更多的应该是行业协会,这无疑是一个方向。

8名大学生扎金花1元1局被拘留半月罚款3000元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8个大学生到山东泰安旅游,喝点酒后在宾馆打起牌来。玩的是一块钱一把的小筹码,被查获后都被拘留,还因此耽误领毕业证。一元也算赌博,是不是罚得重了呢。原来,8个人构成了聚众赌博,数额虽小,情节严重。
    小李是江苏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4日,他和同学刚参加完学校组织的毕业典礼,意犹未尽,正好学校放假。7日那天,8位舍友一起到泰安爬泰山。
    当晚,8人喝了不少酒回到酒店,玩起“扎金花”的赌博游戏,并约定每把一元。由于都带醉意,这些学生在房间大呼小叫起来。
    没想到,噪音影响了隔壁客人,有人报了警。民警到达现场,确定他们在赌博,将8人带至派出所进一步审查,并当场收缴赌资920元钱。
    根据相关法律,8人一起赌博构成聚众赌博情节。警方依法做出治安拘留15天,并处罚款3000元的“顶格处罚”,8人将因此超过12日回校拿毕业证的时间.

对大学生“扎金花”处罚当谦抑
    面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合乎比例的执法,体现出教育的功能。如果需要处罚,采取警告的措施并进行批评教育似乎更有益于实现执法目的。
    据报道,8名大学生到山东泰安旅游,酒后在宾馆打起牌来,玩的是一块钱一把的小筹码,结果被公安机关以聚众赌博处以拘留15天,并处罚款3000元。这样的“顶格处罚”引起网络热议。
    从“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行为哲学上分析,严厉处罚以塑造青年正确的行为意识,执法者的初衷或许不乏善意。但人们担忧的是,这种处罚是否过重,又会给即将毕业工作的8名大学生造成什么后果?
    出于对警察选择性执法的质疑也罢,出于对大学生人生前途的忧虑也罢,都需要以法治的思维来评判警察的执法。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赌博是否构成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关键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8个大学生在集体出游途中打牌,一块钱一局,警方当场收缴的全部赌资也只有920元钱,是否够得上“营利”值得商榷。
    当然,将聚众赌博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没有疑异,但其前提也应符合“以营利为目的”。其实无论在公安部的文件还是一些省的地方性规定中,都明确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亲朋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本案中的8人都是同学,其“聚众赌博”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是否大到需要顶格处罚的程度,也值得商榷。
    对执法而言,处罚不是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罚须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且应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这起执法中,面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合乎比例的执法,体现出教育的功能。如果需要处罚,结合违法的具体后果与危害,采取警告的措施并进行批评教育似乎更有益于实现执法目的。准确理解立法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法律原则性条款和具体操作条款,一些看似不严的执法很可能会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夫妻半夜喊出68名住户半小时后楼坍塌无人伤亡
    据新华社钟欣报道受连日降雨影响,6月9日凌晨,贵州遵义汇川区高桥镇一栋居民楼出现险情,并于凌晨3时左右倒塌。所幸一对夫妻发现险情,挨家挨户敲门让大家全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
    39岁的骆开素家住在6楼,丈夫姬元奎平常在外搞建筑,她在一楼租了门面开小卖部。“凌晨1点多,我和丈夫准备关灯睡觉时,发现房间一侧墙壁有裂缝,而且墙面石灰在掉。”骆开素说。当时两人就警醒起来,赶紧上楼一层一层地敲门,把楼房的住户全都喊醒后集中在一楼的空地里。
    部分人进楼查看后认为不会有问题,大家又回到家中。“我们回到屋内,发现墙壁的裂缝面积开始变大了,还有‘咔’‘咔’声音。”夫妻俩不放心,穿着睡衣又逐层去喊大家下楼。整栋楼的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半小时后,楼房便坍塌了。
    10日下午,遵义市汇川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对9日发生的房屋垮塌事故进行了通报
    事故发生后,专业抢险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救工作,最终确认全部18户住户68人均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按照每户1万元标准,镇政府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救助,并做好了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经初步查明,倒塌房屋修建于1995年,当时为3层,2005年房屋业主未经审批私自加至7层,导致房屋基础不稳,出现不均匀沉降,导致房屋倒塌。

对微信谣言“加工厂”就该严惩
  六翅肯德基怪鸡、康师傅地沟油、娃哈哈肉毒杆菌……这些食品谣言源源不断地在朋友圈中刷屏。微信推广已呈公司化、链条化趋势。绝大多数涉事公号背后均有母公司的身影,且同一家公司旗下拥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公众号来推动谣言传播。
  食品谣言以夸张内容和“标题党”的方式吸引眼球,明显违背科学常识,传播效果却非常好,网友们容易被其蒙骗,甚至继续转发成为传播谣言的“帮凶”。而且,这些食品谣言所涉及的企业,都是行业知名公司,令其备受困扰,促使它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频发,但凡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和话题,都会引发无数人的关注和传播。这也是谣言“加工厂”盯上食品谣言的原因。
  从媒体披露的黑幕来看,涉嫌传谣微信号已呈公司化、链条化趋势,在自主经营之际,还发展代理商、运营商加盟,形成全国化地域布局,根据地域不同炮制相关食品谣言,从而更加“接地气”,效果也更加显著。而且,涉嫌传谣微信号都有一套收费标准,基本上是按照粉丝数量而定,粉丝越多收费就越高,亦跟自媒体的收费模式一样。
  对此,微信平台也应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辨识微信谣言,并鼓励用户积极举报谣言。通过法律制裁来提高谣言传播成本。

中国工业与德国真差了100年?
  数字远不足以反映所有事实,不同指标的组合,得到的结论差别很大,所以,数据会误导人。不管是哪一部分指标,都不足以完整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
  最近,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该报告称完成了世界131个国家1970年至2010年的工业现代化定量评价。根据定量化评价,报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在国内舆论还在为德国铁路公司计划未来三到五年内在中国采购列车及配件高兴的时候,不难想象,这个结论,会立即引来外界的质疑。
  该怎么看待这个结论呢?
  首先,数字远不足以反映所有事实,不同指标的组合,得到的结论差别很大,所以,数据会误导人。
  该报告分析了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和工业经济的10个指标与14个国家的年代差。在把中国工业与典型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按照其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比例和工业劳动力比例”这三个指标计算,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水平”,比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落后100多年,比美国、丹麦、意大利落后80多年。
  该机构曾经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根据人均GDP、农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这三个指标得到:“2002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水平只是美国1892年的水平”的结论。
  但不管是哪一部分指标,都不足以完整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这一点就连作者也承认,选用不同指标的年代差是不同的。
  其次,除了指标选用,指标本身也有局限性。此次得到年代差的方法,是看2010年中国工业指标与发达国家哪一年的水平相近,然后就认为在这一项指标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差了多少年。不过,技术与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同一个指标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比如,根据此次报告,可以推论出,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工业反而比荷兰落后20年。这就意味着同一个数据,对于美国与荷兰的意义并不一样。
  第三,数据处理也容易产生问题。此次报告,采用了非常简单的平均值的方法,打个简单的比方,第一个指标与德国150年前一样,第二个指标与德国100年前一样,第三个指标与德国50年前一样,一平均,就成了中国与德国差100年。
  当然,简单地把报告视为唯恐天下不乱,甚至给报告戴上各种帽子也是不对的。因为,人们的感觉也会误导人。
  人们对中国现实的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为整体的中国,而非作为人均的中国。
  中国的所有问题,乘以13亿都很大,除以13亿都很小。乘以13亿很大,是指的中国人口多,地域大,经济总量大,有了经济总量的支持,自然是大国,实力雄厚。这就像韩国、荷兰、冰岛等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却无力支撑起第四代战斗机、航空母舰、登月,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却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实力。
  把高铁卖到德国去,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从工业化程度来看,中国虽然有高铁、战机、航母,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从事农业劳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欧美也有巨大的差距。所以,从一些经济指标来看,的确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
  当然,中国的潜力也非常巨大。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已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
  所以,虽然工业体系的完备程度与高精尖是两回事,但完备的工业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些基础硬件都使得中国学习能力很好,追赶能力很强。必须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正是依靠市场经济,才建立起当今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赶美超英。如果要想实现进一步的赶超,还是离不开市场经济。

用“无人超市”测试国人信用?
  如果缺乏规制,人性中贪图便宜的基因就会发挥作用。这个规制,或者来自内心的道德律令,或者来自外在的强行监控和处罚机制。
  北京和杭州两地试验“无人超市”,没有收银员,购物付款全自主。比较特别的是,当顾客扫描二维码时,跳出的页面没有付款金额,需要自行输入。相关报道称:“付不付钱、付多少钱全部由顾客自己决定,就算有人拿了东西就走,也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商品其实是有标价的,只是结账的时候,却故意含混让顾客自行输入价格。结果是,杭州的那家超市实收款差了3000元,付款率为82%。北京的超市没公布数据,但有人拍下10块钱甚至分文不给,就将名贵烟酒带走的情况发生。还有一个外国人,回家发现少付了5元钱,晚上特意赶来补交。人性的复杂性,在此得到多样的彰显。
  试验的组织者宣称,通过这次试验,对中国的信用社会更加有信心;但网上的很多舆论,则认为内地信用环境还不成熟,无人收银模式“肯定行不通”。我觉得,后者是被误导了,无人收银模式完全行得通。问题出在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身上,他们似乎深受某种营销学的影响,故意设置出一场炒作价值大于实际意义的试验。
  “无人超市”在欧美早有实践,在中国也非新鲜事物。石家庄老火车站附近2013年开过,九江学院学生在该院图书馆也开过。从媒体的报道可知,石家庄那个商店,经常“失窃”;九江学院的超市,则因接连出现超百元的营业额出入而一度歇业。学校是熟人社会,且超市有监控镜头,尚且如此,可见商业逻辑不能背离人性。
  如果缺乏规制,人性中贪图便宜的基因就会发挥作用。这个规制,或者来自内心的道德律令,或者来自外在的强行监控和处罚机制。如果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感足够强,即便没有外在的规制,他也会为自己的商品交易行为负责,譬如那位夜里补交5元钱的老外。但当涉及的金额足够大而又无人看守时——譬如是50万美元,可能这位老外也不会归还。尤其是,一个试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多数人时,情况就更不同,一定要考虑外在的制约,否则即有诱导犯错之嫌。
  从杭州和北京的无人超市试验看,设计者故意在超市留下贵重的烟酒,又刻意制造了一个漏洞,即在扫描二维码付款时,不自动跳出金额,而要顾客自行输入——在扫描二维码时自动跳出应付金额,并无难度,似可理解为是他们故意留下陷阱,以求得到更易传播的新闻效应。
  在金额可自行输入甚至连二维码都可不扫就走人的情况下,还有82%的付款率。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如果将试验地点从北京、杭州换到其他三四线城市,可能效果要差一些。收入越高的群体,相对越不会因一些小利而违背规则,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如果有高档烟酒存在,就应该有外在的制度设计,保证交易的公平发生。
  最新消息是,所谓的“无人超市”在运营了一天之后,又恢复了有人模式。这无人超市一共赔了万把块钱,却吸引足了眼球。然而,所谓的国人信用究竟测出了什么,倒是令人感到困惑。不管怎样,故意留有规则漏洞,去测试别人的诚信,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恐怕也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而且,既然炒作的痕迹如此明显,公众当然也会质疑,中间有没有托。

要“中国好邻居”,更要危房预警
  危房预警别光靠“喊”,更要靠“检”。尤其是村庄、集镇的房屋,不能因其地处偏远,就放松对它们的监管。
  据报道,6月9日凌晨,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发生7层居民楼突然垮塌事件,所幸68名住户都安然无恙。而68人能脱险,源于该居民楼六楼骆开素夫妇提前发现墙体出现裂缝,挨家敲门呼喊,及时将左邻右舍“喊”出楼房。事发后,当地政府随即要求,对隐患点和危房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对违法建筑及时拆除。
  贵阳“5·20”楼房垮塌刚去,遵义民房坍塌又来。幸亏这部“塌楼惊魂”的灾难片,终因有人挺身而出而化险为夷——这里面,骆开素夫妇扮演了英雄角色。若非预感到险情的他们两次好心地挨户提醒,让居民们撤离,68人能否幸免于难,还是未知数。
  正源于此,网民们纷纷加入对骆开素夫妇的“点赞团”,二人被誉为“中国好邻居”,其救人于楼塌前的义举,也被认为是传递了邻里温情与守望善意。在“近邻成陌路”已成常态的语境中,骆开素夫妇也承载了公众对睦邻关系的厚重期许。
  回到此次塌楼事件上,也该看到,与这对夫妇大义救人对应的,是危房预警的缺位。这也让60多位居民的“死里逃生”裹上了某种侥幸色彩:要不是他们俩睡得晚,且丈夫是搞建筑的,警觉性高;要不是他们冒着危险两度去唤醒几十户居民……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人心生疑问:这栋民房,怎么突然就塌了?为什么就没人来个危机提示……
  就眼下信息看,涉事居民楼地处乡镇,属于私人修建,住户多为租赁户,当地初步鉴定倒塌原因是,房主擅自将批准的三层建筑加至七层,造成地基不稳。问题来了:按照我国《建筑法》规定,三层及以上建筑必须有取得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明确,村庄、集镇的建设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县级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进行质量监督。擅自加建,既然于法不合,怎么就能蒙混这么久?
  尽管说,涉事民楼并未被定性为“危房”,可从结果导向看,它属于危楼是不争事实。它毫无预告地倒塌,也说明了房屋质量保障机制的羸弱。在此情境下,除了对房主依法溯责外,还应追究职能部门在危楼使用监管上的失职。
  事实上,在奉化塌楼事故后,舆论就呼吁要建立健全楼房体检制度,完善楼房质量信息平台与危楼“病历档案”,及时加固修缮、排除明险隐患,达到了某个危险级别就下达危险通知。而从当下看,这种呼声仍非多余。在这方面,无论是德国实行的“政府委托,公司运行”模式下的强制性质量监督,还是香港2012年推行的“强制验楼计划”,都可资我们借鉴。
  尤其是村庄、集镇的房屋,不能因地处偏远,就处在监管鞭长莫及之地。特别是贵州近来因强降雨导致山洪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对包括地处村镇的建筑加强无遗漏的质量监督和危险排查,更有必要。
  正如网民说的:危房预警别光靠“喊”,更要靠“检”。毕竟,比起“好邻居”临危救难的不确定性,房屋质量保障机制应是更坚固的安全屏障。


企业危“鸡”重重 政府且慢买单
    “企业有难,摊派帮忙”,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南辕北辙。法治政府最该做的不是帮着“买单”“还债”,而是鼓励企业去市场找出路、去互联网找创新。
    四川剑阁县的无数“土鸡”永远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它们会挤满全县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家里的冰箱。当然这一切不是因为市场爆发了“抢鸡潮”,而是这些土鸡们搭上了权力摊派的顺风车。
    昨日的《成都商报》进一步还原了这一场“鸡”动人心的风波。原来,当地的土鸡养殖企业产品滞销,资金周转遇到困难,于是县有关部门急企业之所急,“倡议”全县买土鸡、帮企业。可是这“倡议”走着走着就变了味,变成了上级通知、要求。层级制公权系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上令下行,上级的通知、要求那就是下级的“军令”,再温柔的“倡议”、再客气的自愿,落到每个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教师头上,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爱买不买的余地?
    企业有难、政府伸手,看起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可是把这些表现用法治的尺子衡量一番,荒诞之处立竿见影:法治的一大要义就在于理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与关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坚决用市场手段,权力不可越雷池半步。一旦政府可以随意干预市场,哪怕以救助、大众利益的名义,都可能会混淆权力与市场的边界。剑阁县“企业有难,摊派帮忙”的做法,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南辕北辙。
    假如你今天救助了土鸡企业,明天柑橘农场滞销了,后天养猪场打不开销路了,是不是也要四处救火、权力买单?一旦一碗水端不平,只会带来“权力任性”“重此轻彼”的恶名,当然也会对所有企业的市场化导向发出错误的信号。
    地方要发展,百姓要致富,以往的逻辑是政府牵线搭桥、官员招商引资,随后还要“扶上马,送一程”,甚至难分难舍。从长远看,不仅会因为权力和市场纠缠不清埋下腐败因子,还容易破坏市场经济中的法治、竞争、平等原则,把政府与企业关系弄成了“父与子”。
    企业危“鸡”重重固然忧心,不过最佳的解题方式是去市场中找答案。当下互联网风生水起,创新之潮隆隆而行,法治政府最该做的不是帮着“买单”“还债”,而是鼓励企业去市场找出路、去互联网找创新。经历市场洗礼的企业,才不会遇到浪头就呛水,相反,只会游刃有余,长立潮头。


高校“更名潮”因何而起
  学校在更名时,往往就由行政拍板,再向主管部门申请,并没有就改名充分听取师生的意见。这样一来,学校在追求高大全过程中失去特色;而且学校原来积累的品牌也会在更名中被毁掉。
  据报道,近年来,大学“更名之风”愈演愈烈,不少学校打出“提升教学质量”等旗号。近6年来,我国共有472所大学更名,占高校总数的23%。
  高校更名,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从学校更名为学院,基本上从专科升为本科的学校;二是从学院更名为大学,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学院,也觉得学院名字不“高大上”;三是独立学院和母体学校脱钩,独立成为民办学校更名;四是学校想摆脱某些传统行业形象,有一个时髦的校名,校名中不要有机械、纺织、化工、农林等字眼,最好替换为文理、科技、经管等时髦词汇。
  这四类更名,只有第三类是有必要的,其他三类,如果确属于学校办学定位、层次调整,需要更名,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也无可厚非。而从目前我国高校的更名情况看,有相当数量是为了看起来更“高大上”。
  目前,我国一些专科院校、二三本院校校长在任期内把学校从专科升为本科,从学校更名为学院,或者从学院更名升格为大学,作为重要的任期政绩,并围着升格、更名的要求增设学科、专业,扩大规模,不考虑本校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如此更名,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学校在追求高大全过程中,千校一面,失去特色,二是学校原来积累的品牌,在更名中被毁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行政化、功利化导向。
  我国对高校的评价,目前还主要实行行政评价,而行政评价把学校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等级,在行政评价体系中,大学比学院,学院比学校高人一等,而且,这还不只是“虚名”,而是有实际利益,一所学校在升格、更名之后,会在师资招聘、学科专业设置、学术研究获得更大的空间。这是学校更名的最大动力所在。
  因此,要让高校集中精力办学,关注学校内涵发展,而不是徒有虚名,必须改革目前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对大学办学进行专业评价。另外,考生和家长在选择高校时,要更加理性一些。不盲目跟风,才能促进高校办学回归理性。



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法理昭彰,有腐必惩。6月11日,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一审宣判。对这一案件的依法处理,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我们党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党纪国法对全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周永康作为党和国家原领导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严重损害法律尊严,必须依法予以严惩。综观此案,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理、宣判,整个过程都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按程序办案,贯穿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基本理念。这充分说明,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事实再次告诉我们,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和党纪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和党纪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纪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和党纪的特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定不移地依法惩治腐败,提振了全党信心,增强了党的威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强大正能量。事实证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广泛共识;依法严惩腐败、清除害群之马,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
  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明,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各级党组织要自觉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权力,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制度笼子里运行,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要提高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让法律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确保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真正做到为民用权、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只有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一切诱惑腐蚀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做到不越界、不越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理念,带头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必须懂得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道理,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决不允许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必须牢记法纪红线不可逾越、法纪底线不可触碰,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决不允许干扰宪法法律实施、干涉依法办案。必须进一步增强坚守法纪的定力、厉行法纪的意志,坚决同破坏党纪国法实施、践踏党纪国法尊严的行为作斗争,当好党纪国法的守护者。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法律制度强力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管好党、治好国,不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留学生群殴案:“入乡随法”比“入乡随俗”重要
  显然,这些对同学痛下杀手的年轻被告人,将某些“潜规则”搬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认为这种施暴行为是“熟人间的私事”,或者学生间打架斗殴。而在美国,学生身份或熟人关系均不构成“法外开恩”的理由。
  近日在美国洛杉矶地区引发震撼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案进入庭审聆讯阶段,10名涉案被告中国留学生中有6人到案出庭(其中3人未成年),另4人仍然在逃。
  案件本身性质恶劣且触目惊心:介于成年、未成年之间的10名被告人对身为同胞、同学的受害人施加种种令人发指的侮辱、折磨和人身伤害,过程长达5小时以上,且将施暴过程摄影、录像,事后更试图威逼被害人,将罪责栽赃他人。而其中一名被告的家长更因试图贿赂证人被捕,为这起本已十分轰动的案件更添“作料”。
  有北美生活经验的人,即便说不出几名被告人被起诉指控的具体罪名名称,却也能一下指出他们铸成大错: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酷刑、故意伤害、虐待侮辱、胁迫伪证、贿赂……这一系列已列入或并未列入本案起诉书中的罪名,无一不构成严重的刑事责任,并可能被处以严厉的刑罚。
  北美的两个主要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联邦制,各州(省)法律条文和量刑规则有些许差异,但体系和原则却大同小异,除了实行大陆法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处罚同样、甚至可以说更加严厉),其余各州(省)实行的是案例法,而按照这一原则,上述被告人恐怕在劫难逃:类似案例的累累记载无一不是严惩,即漫长的刑期外加大额罚金。
  很显然,这些对同胞、同学痛下狠手的年轻被告人,将某些“潜规则”搬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认为这种施暴行为是“熟人间的私事”,施暴者和受害者又都是“年纪轻轻的学生”,出了事不被发现最好,即便被发现也可以用“熟人间玩笑开大了”之类去搪塞,搪塞不过去还可以花钱打点受害者和证人“私了”……
  然而这样的“规矩”在美国完全不适用:学生身份或熟人关系均不构成“法外开恩”的理由(事实上即便家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也一样量刑)。而漂洋过海去花钱“私了”的家长则为自己和子女送进大牢“添砖加瓦”。
  在法制社会,“入乡随法”比“入乡随俗”更重要,不随俗但守法,最多被别人埋怨、挖苦几句,终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随法”可是要害人害己,甚至悔恨终生的。
  还应看到,中国留学生甚至他们的家长之所以不能做到“入乡随法”,和国内法制环境的不成熟、不健康有关,诸如校园暴力、婚内强奸、家暴、非走法律程序的“私了”等,在成熟法制社会都会受到刑律的严厉指控、惩罚,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则常被“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许多地方、部门对这类事件也往往视为“小事”、“内部事”,或不愿过问、处理,或将本应刑事处罚的犯罪,当作民事甚至家务纠纷去调节、淡化……这些在自家“没规矩”惯了的人,又如何能在自撞南墙之前,懂得“入乡随法”的必要性?

血站库存捉襟见肘互助献血成救命稻草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近年来,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我国人口献血率仍未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记者近期在浙江、吉林、甘肃等地采访了解到,供血紧张形势依然严峻。
    用血需求攀升黑市难禁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11日召开的全国血液管理大会上公布,2014年全国无偿献血率仅为9.5‰,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0‰-30‰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
    近年来,一些地方供血紧张现象尚未缓解。长春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冰冰说,该血站每天需要500-600人献血,才能保障临床用血得到平稳持续的供应,而目前实际平均每天仅有300多人献血。
    据李冰冰观察,自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到大医院就医,其中肿瘤患者不在少数。此外,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也都需要血液保障。这些都致使近年来大医院用血需求不断攀升。
    供血紧张直接影响医院的救治工作。2014年11月,温州市民陈女士的丈夫患白血病,化疗后急需输血,但是等了一天一夜,当地医院也没给丈夫输血,家人倍感焦急。此外,心外科、肝移植等手术病人对血液需求较大。以肝移植病人为例,一旦发现就要马上手术,医院血液库存是否充足随时影响病人的生命安危。
    随着暑期的来临,原本就库存紧张的血站捉襟见肘。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宣传科科长陶明翠告诉记者,在夏季、冬季到来前,他们不得不启动应急机制,倡议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前来献血。据专家介绍,除季节性缺血外,血站还面临区域性缺血和结构性缺血。
    血站缺血,病人急需,“卖血黑市”屡禁不止。温州的陈女士最后通过医院护工刘某联系上“血头”廖某,再由廖某组织他人前往血站卖血。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刘某等牵线搭桥者还被病人家属称为“救命恩人”。据了解,有的卖血者初尝甜头后,还会介绍朋友卖血,甚至摇身成“血头”。
    公民献血缘何热情不高
    卫计委等部门11日曾联合下文提出,到2015年,全国献血率达到10‰。目前,我国公民无偿献血的参与度有待提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全球每年采集的献血量中,近50%来自占世界人口不到20%的高收入国家。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我国公民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呢?成都市血液中心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未献血者如果打算献血,最希望了解的依次为“献血后是否影响身体健康”“是否会感染疾病”“血液相关知识”等。与献血相关的健康安全问题,仍是影响公民献血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各地血液中心官网对献血安全都有明确说明。据介绍,只有达标的献血者才允许献血。以一般成人为例,一次献400毫升血液,仅占总血量的10%,输血后人体很快能得到补充,不会影响健康。在献血过程中,血站所采用的针头和血袋都是经严格灭菌消毒的一次性用品,献血者不会被传染疾病。
    另外,社会上关于“无偿献血、高价用血”的声音也在干扰人们参与无偿献血。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输血科副主任检验师易思华指出,血液到达血站之后,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测,以确保血液安全,其中,核酸检测费用非常高。同时,血液的储存也十分复杂,不同的血液品种有不同的温度要求。
    李冰冰表示,社会尚未建立起理解、尊重献血者的风气。“很多人是瞒着家人无偿献血,因为担心反对的声音太大。还有人说献血者是为了拿补助,休几天假,这给献血者造成了心理压力。”
    互助献血能缓解血液紧张吗
    在供血紧张的情况下,互助献血正在成为人们的“救命稻草”。于199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提到,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我国对互助献血的依赖性较强,没有互助献血,不可能保证这么充足的血源。”易思华说。
    尽管如此,互助献血仍游走在灰色地带,一些人假扮朋友、亲属“假捐血、真卖血”。李冰冰表示,“有些常年无偿献血的人被患者家属找上门,如果经历过一次有偿献血,他们就不愿意继续无偿献血。”在她看来,当发自内心的善心被利益损伤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会因此受到损伤,滋长了用钱解决献血的风气,这势必将给原本已不乐观的无偿献血氛围雪上加霜。
    在采访中,专家们指出,提高公民的献血意识和医院的用血效益,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外,针对区域性、结构性缺血等现状,业内人士希望通过打通全国、省内、医疗机构与供血单位之间的信息通道,有针对性地采集和使用,同时做到公开透明,消除公众疑虑.

官员“下海”,也让更多企业人才“上岸”
  从行政体制改革,激活人才流动的角度考虑,官员下海值得鼓励。不仅如此,政府与企业之间更应有一种双向流动,也就是说,鼓励官员到企业中任职,也可让企业中的人才“上岸”,到政府部门任职。
  近日来,山东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一事,引发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
  虽然官员辞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1992年的下海潮,更是让一大批公务员辞去了公职,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当今活跃在商界的风云人物,许多就是那批下海的公务员,如王石、冯伦等。但总体而言,在职官员尤其是较高级别官员下海依然是不多见的现象,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张毓华的下海自然引起热议。
  从行政体制改革,激活人才流动的角度考虑,官员下海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仅如此,政府与企业之间更应有一种双向流动,也就是说,可以让官员到企业中任职,也可让企业中的优秀管理人才“上岸”,到政府部门任职。
  企业中的管理人才到政府部门中任职,目前可以走公务员考试的模式,不过,许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未必能适合硬性的公务员考试条件,而且即便这些优秀人才可以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部门,让其从最基层干起,逐步提拔,恐怕也会造成他们的才能浪费。
  当然,企业管理人才担任官职,还可通过调任、挂职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往往仅限于国企。2013年,上海奉贤区就曾安排多名企业管理人员到政府部门任职,分别担任司法局副局长、发改委副主任、科委副主任等,但类似非国有企业人才进入政府中担任官职的例子非常之少。
  从企业出来的管理人才,往往更接地气,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开阔的视野,这是许多按照科层一级一级提拔上来的官员所不具备的。不要说民企,现实中一些从国企调入政府的官员,也往往更有务实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都不凡,他们大多在工作中容易体谅企业和民众的难处,重视帮助对方解决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十分关键,而加快政府与企业之间人才双向流动,则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关系非常重要的纽带。如果不了解企业,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就很难适应企业的实际。反之,企业的决策,也可能有碍政策的推行。
  很显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不能只满足于国企与政府部门之间,而应当更多扩大到其他所有制企业。之前,从律师中选任检察官、法官的改革已推行很久,取得良好效果,那么,为何不将这种开阔的选才思维,同样适用于行政部门的用人上?对于这种人才双向流动,只要进行严格规范和考评,防止个人借此谋利,不难防止权力滥用。希望能早日看到更多企业人才“上岸”、任职政府部门的改革尝试。

培训富二代,真不是政府的活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堂面对纳税上亿元的福建民营企业家孩子的特殊培训课不久前在北京再次开课,来自全国各地的闽商子弟70余人打飞的参加了此次授课,吟诵《孝经》,读读国学。据操办此事的厦门思明区政府有关人员说,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创二代’的国家情怀和责任意识”。
  培训富二代的事,近年来已经激起很多口水。沾上富二代的边儿,培训费自然没有便宜的,加上培训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都成了讨论的对象。当然这些都不是个事,人有钱,不在乎。是个事的倒是为什么是政府部门来操心这事?这也是网上很多人质疑的。我以为,培训富二代,真不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而且有违公平。
  私下猜测政府代办富二代培训班的目的,可能在于:富一代白手起家餐风露宿,历经筚路蓝缕,才有今日产业之辉煌。如果富二代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进取挥霍糟蹋一空,那么产业大厦崩塌,将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并导致不稳定因素。政府今日培训富二代,是为避免资源的这种“浪费”发生。应当说,这种考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我以为,这种想法违背社会的自然法则,因为这种“浪费”实非浪费。如原始森林中,一棵大树在寿终正寝轰然倒塌之后,它的躯干将为底下的土壤提供养分,滋养周边的幼苗,使它们也有机会成为参天大树。在这一循环之中,能量并没有浪费,只不过从这一家转到另一家,并且在这种万物更新循环之中,创新才更有可能发生,才能产生新一代更强壮的大树。而如果管理者非要通过掌控之手让强者恒强,操心富二代的接班问题,那倒是有违公平的法则,试看大树的阴影之下,有多少柔弱树苗能获得成长机会?连照射到阳光的机会都没有。同样,在累世几代传承的强大家族企业压力之下,又有多少穷小子白手起家的机会?政府关心国企,那是分内之事,可如果是管起家族企业的家事,是否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关于家族企业的弊病,这里就不赘述了。家族企业的出路,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的方法解决。至于富二代,怎么活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是潇洒地活,还是面壁修禅清心寡欲地活,都应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本人不乐意,那么强按牛头“培育”他们治国齐家的本领、手段,其实也是有违公平的。假如有一天富一代的企业因富二代经营不善而倒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资源转到其他人手里罢了,这种财富分散化过程其实也是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平等的,有助于激发竞争与创新的,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政府部门不应过多操心。
  并且最重要的是,政府真不必关注个别人的财富得失,而是应当关注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不应关心个别企业的命运,而是应当关注市场秩序的维护。扶持弱势的小企业成参天大树,让竞争创新之花常开,帮助社会中诸如留守儿童、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充分地享受到阳光,等等,这才是政府首要的职责。

“请勿横穿马路”、“请走人行天桥”……这类传统宣传标语,还有效果吗?日前,厦门大学的学生完成了一组实验:在同一路口摆出不同语气的交通警示标语,结果,“简单粗暴”的“你丑你横穿”效果最明显,行人横穿率直降三成。

就业满意度不高,农民工新诉求须正视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向来备受关注。最近有媒体报道提到,随着就业形势趋好,加之“80后”渐成为主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心态已经悄然改变,一种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工整体就业满意度很低,流动性很高。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向来备受关注。最近有媒体报道提到,随着就业形势趋好,加之“80后”渐成为主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心态已经悄然改变,一种突出的表现是,农民工整体就业满意度很低,流动性很高。
    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不高,这样的结论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最近几年企业用工成本大幅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水涨船高,较之过去其肯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单独讨论收入的话,这种印象的确符合现实状况,但如果回到就业满意度,可能就有所偏颇。从趋势上看,近年出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民工人力市场由过去的买方市场逐渐向卖方市场倾斜,收入的提升对于用工荒现象起到的缓解作用越来越有限。可见,如今影响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诸多因素中,收入只是其中重要一项,当收入触及天花板,就业满意度的改善必然要通过其他因素的变化来实现。
    观察平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就会发现,年底讨薪难这类问题正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焦点诉求发生转移,户籍、异地高考、留守儿童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有的甚至以悲剧的状况呈现,其诉求之迫切已超乎外界的想象。对于高龄的农民工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养老问题,对于中年农民工而言,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他们的核心诉求;至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眼下的诉求可能暂时不那么强烈,但心态却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他们对城市更有认同感也更依赖,其诉求是全方位的,触及城市服务的诸多层面。无论哪个阶层,他们对于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实现,随着时间的累积,结果可能就是双方爆发矛盾,近年的不少个案已经反映了这种变化。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分道扬镳,农民工离开城市回乡创业,这种回流现象因为可以解决诸如留守儿童一类的问题,因此受到不少人的鼓励,但它其实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面对的状况可能是,既对城市工作不满意,又没有其他出路可以选择,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提出的诉求将无法回避,只会越来越强烈,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是尽可能满足它们。
    如何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新诉求?这是一个让许多地方头疼的问题,它们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症结,“农民工”这个标签就如同过去的“暂住证”,这种尴尬身份及其背后的制度歧视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壁垒所导致的。因为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制度背景,短期内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新诉求继而改善其就业满意度可能很难,相对而言,变坏却可能只在朝夕之间。如今问题既已浮出水面,其中不乏让人痛心的悲剧,决策者当引起足够的警觉。

10号前得发工资“看上去挺美”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其中按月支付工资的约定时间不得迟于第二个月的10日;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需要停工的,企业应当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其中按月支付工资的约定时间不得迟于第二个月的10日;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需要停工的,企业应当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日前,广东省人社厅起草的《关于修改〈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在企业普遍将上个月工资压到下个月底才发的情况下,不得不说,按月发工资不得迟于次月10日的规定“看上去挺美”。当然,也基本就止于美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我估计很多打工的朋友对此也不会太认真。你看啊,多少年了,打工者和劳动部门拿欠薪的企业都没辙呢,一到年关就怕老板跑路。这钱都不一定拿得到,还妄想老板遵守契约精神,按政府拟定的截止日期发饷,这不搞笑么?
    当然,意见稿制定部门有其理由———目前规定的工资支付周期相对宽泛,赋予了用人单位较大的用工自主权,大部分用人单位一般是在第二个月月底才发放上个月工资,导致劳动者普遍被压两个月工资,一旦发生欠薪损失较大。这个理由不能说没道理,但我是这么看的:就像两口子吵架,各有各的想法,话听一半就只能图个口快,解决不了问题。因而政府这么说,企业不那么做,也要看看企业的难处。
    通常来说,企业把工资发放时间压到第二个月月底无外乎这两点:企业月初一般要缴纳各种税费,而这年头实体经济又不景气,资金周转不良是常态,有些企业在乎诚信,但要拿出一大笔钱难免会喘;与不景气相比,企业广泛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招人难,留人更难,特别是年轻员工,如果押金不多,不打招呼就跑路是家常便饭。如此一来,企业能把他们的工资多压几天,就要多压几天,图的就是对员工宁伤感情不伤钱。
    说到这里,问题也就很清晰了。意见稿的目的是好的,而对很多用人单位来说,对不起,臣妾做不到。因此,按月发工资不得迟于次月10日更像一张大饼,很美好,就是吃不到。
    除了画饼,这个意见稿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欠薪保障基金———据悉,将按照社会共济原则筹集资金,向用人单位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额收取。这话翻译一下,大抵就是为了社会和谐,请守法的用人企业先交一笔钱,将来给违法的用人企业兜底。这哪里是社会共济,完全是欺负老实人嘛。

贪大求全的高校改名热该降火了
    一些改名乃至纷争的本质,还是利益作祟、面子作怪,与学术倒没有太大关系。名字高大上了,一是图资源,二是图生源,三是图政绩。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不幸的是,四川的两所大学最近都“上火”了,一个是肝火太旺,两眼冒火,一个是急火攻心,心焦如焚。
    原来是这么回事——四川的泸州医学院上书教育部要求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教育部准了;另一所与医学颇有渊源的四川大学坐不住了,向教育部发起“反更名请愿书”,因为曾与其合并的华西医科大学历来简称“川医”,声名远播,而今“鸠占鹊巢”,碗里的羹被他人夺走,焉有不怒之理?
    这就像一个昔日跟班的小兄弟,仅仅因为改了个名,瞬间就颜值爆表,直逼老大哥,这让根红苗正的“高富帅”们情何以堪啊!羡慕嫉妒恨,外加名誉利益争,让一个简单的大学更名搅得风生水起,大有一方闷声发财一方坐卧不安之势。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次“川医”招牌之争,归根到底一个字:利。
    不知何时起,刮起了一阵大学“改名风”,要么前面要加个“中国”前缀,要么去掉行业特征直接冠名“大学”,要么把地市名直接升级为“省名”……总之,就是贪大求全,听起来要高大上,提起来“不明觉厉”,最好是那些高考生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眼前一亮:哇塞,看起来好牛气,就报考它了!
    和这些名字听起来高大上的大学相比,还有些学校的名字简直寒碜得很,比如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又是“分校”又是“学院”,哪里有一点豪门品相嘛!可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别看名字低调土气,可人家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学术精深、大师云集,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令人竖起大拇指。
    必须承认,一些改名乃至纷争的本质,还是利益作祟、面子作怪,与学术倒没有太大关系。名字高大上了,一是图资源,容易伸手向上要各种资源;二是图生源,先不论学术水平和软件环境是否到位,反正在高考人数与日俱减的背景下,“抢”来学生才是硬道理;三是图政绩,地方政府治下有了一所“高大上”的大学,至少是文化教育的一面招牌,先把面子挂起来,至于里子如何那就且行且随缘吧。
    “改名热”是个传染病,很容易在急功近利下上火冒进,失去理性,而把面子、名字置于学术之上,舍本逐末。
    小时候记得老先生曾讲过一句歇后语:狗吃牛粪——图的是堆儿大!话糙理不歪。大学之大,不在名字之大气、大楼之雄壮,而在于大师云集也!

对不作为锦旗乱作为就输了
    因给公安局送不作为锦旗遭行政拘留,农民工张蓬冲、杨凤强日前分别将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分局、光明路派出所告上法庭。
    你说我“不作为”,我立即“作为”给你看。只是,这番作为一错再错——涉嫌违法使用强制手段打压和报复批评者。警方这种草率作为的结果,不但将自己送上了被告席,更送上了社会舆论的曝光台,网上的如潮批评即是证明。当然,站上被告席不一定会输掉官司,但输掉民意支持已是既成事实了。
    政府部门收到不作为锦旗,固然丢人,但此前遭到类似“冒犯”的一些部门,却多是收下锦旗,迅速对相关问题作出反馈。这种态度才可取。重视来办事的老百姓的感受,迅速解决他们的诉求,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声誉危机也随之化解。百姓送不作为锦旗,是一种督促,政府部门更应反思内部办事流程、问责机制有无疏漏。内部反思较真了,收到不作为锦旗的尴尬自可避免。

12岁女童投毒案,掀开多少社会溃疡?
  缺乏父母关爱和引导的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无法承担起抚育人的职责,这导致他们社会退缩,发展性的社会认知和情绪缺陷。而此案中投毒的小雯,也许并不了解“杀人”是什么概念,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据报道,湖南衡阳12岁的女童因与同学结怨,用掺杂了毒鼠强的可乐将同学姐妹毒死。这样的新闻足以让闻者揪心。新华社以《这是谁的悲剧?》为标题发出诘问。
  在这起12岁女童投毒杀人事件中,无论是杀人的女童,还是被毒杀的姐妹俩;以及最近一些涉及农村底层儿童的热点新闻事件中的儿童,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父亲为生计外出打工,母亲或者离家出走,或者智障或精神分裂。
  如果要从杀人女童的角度来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并不难。缺乏父母关爱和引导的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无法承担起抚育人的职责,这导致他们社会退缩,发展性的社会认知和情绪缺陷。对一名12岁缺乏成年人引导和支持的女童,甚至办案女警也疑惑“小雯究竟是不是真正了解‘杀人’是什么概念,有没有人告诉过她,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从心理学角度,一名儿童在成长和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他们人格和品行的影响都同等重要。当父母不得不外出打工,户籍限制使留守的孩子无法随着父母流动,家庭迫于生计已经无力承担对孩子的社会化引导的职责。那么,学校和社会是否能够或者担当了对那些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和发展的引导作用呢?
  农村中小学历来是教育资源匮乏的“重灾区”。在国家推行义务教育多年以后,许多贫困山区的农村小学仍然依靠“希望工程”来维系。而“撤并校”又进一步削弱农村业已贫乏的教育资源。要指望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承担起留守儿童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积极引导作用,就好比指望一头奶牛供应全北京市民的饮奶需求一样荒唐。最起码的一点,有多少农村中小学配备了专职心理辅导老师?
  甚至,有些留守儿童的悲惨命运几乎在他们父母的婚姻缔结时就已经“注定”。现在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重男轻女陋俗的影响下,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是畸高的性别出生比,大量农村底层男青年难以正常婚配。所以,最近发生的多起涉及留守儿童的社会热点事件,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共同点:那些儿童的父亲根本就挽留不住他们的母亲。
  也就是说,衡阳女童投毒事件,掀开的不仅是农村留守儿童充满苦难的生存状态,更掀开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社会高速经济发展背后不容忽视的“溃疡”。这不仅仅是留守儿童之殇,更是我们社会农村治理失败之殇.

应尊重严惩拐卖背后的民意诉求
    对众多普通转发者而言,他们借转发表达出对拐卖儿童应重判的诉求就够了。如何在立法技术上完善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则是立法者和法律人的事。
    连日来,一则《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的网帖火爆社交媒体。围绕该帖子,微信朋友圈里拉黑断交之声不断。
    在质疑声中,炮制了这一社会争议的企业公开回应称,网帖热传是“个别员工因为自身对话题的热忱,未经批准擅自启动了营销行为”。
    消费一项表达极端的“立法建议”,利用大众对打拐的复杂情绪为公司营销,理当受到谴责。当然,跳出营销来看打拐议题本身,它本就是长期受关注的社会焦点。可以说,打拐问题是所有丢失孩子的家庭永远的创伤。尽管从发案率上来说,拐卖犯罪可能并不很高,但拐卖儿童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一旦发生找回孩子的希望就极为渺茫。基于对孩子的关爱,父母很容易在别人丢失孩子的故事里找到情感的共鸣。《亲爱的》与《失孤》两部大片的热映,并轻易就催化了众多观众的热泪,就是明证。
    最关键的还在于,拐卖犯罪仍在发生。有媒体6月1日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网友认为现在打击拐卖人口的行为效果不理想。由此所产生的、潜在的不安全感,如阴霾一般笼罩着每个有儿童的家庭。要求立法机关修正现行法上的不完善之处,期待公安司法机关强化对拐卖犯罪的打击,成为社会主流的声音。这也是一张营销网帖能得到大面积转发的根源。
    不过,我相信多数转发那个网帖的,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某公司营销,也未必知道(更不用说同意)“拐卖儿童判死刑”的法律意涵。这种低成本的“随手转”,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态度和情绪。一个真正的立法建议案,也不可能浓缩在这7个字中。
    在现行刑法上,拐卖儿童的刑罚覆盖了从有期徒刑5年到死刑这一区间。拐卖儿童可以判死,但需具备“情节特别严重”这一要件。同样是拐卖,不同的个案,在情节、危害上也可能千差万别。比如是初犯还是惯犯,是拐卖了一个还是拐卖了多个,是阻碍解救还是配合解救,对被拐卖儿童有虐待还是无虐待等等,这些不同都要在刑罚上予以体现。“一律判死”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无法实现。
    对众多普通转发者而言,他们借转发表达出对拐卖儿童应重判的诉求就够了。如何在立法技术上完善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并体现出从严从重的多数民意诉求,则是立法者和法律人的事。
    在这一事件中,我赞赏一些法律人就打拐的立法和司法常识向普通民众进行ABC式的“零起点”解读,这是司法专业智识向大众常识转化的社会互动形式。在一个宣示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时代,法治知识的普及格外值得珍视。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痛斥转发者“太low”,甚至单方面宣布“嗜血的暴民不配享有法治”,却未免太过骄纵蛮横。普通民众都不配享有法治,难道法治就由着某些精英自个儿玩?

治理奇葩证明勿忘治理其生成机制
    治理“奇葩”证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权力边界。只有给政府部门划定权力清单,才能让给群众办事设置门槛、不以“奇葩”证明为耻的权力滥用行为失去法理性。
    最近,在李克强总理对群众“办事难”“办证难”作出严厉批评以后,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证明多”“证明繁”问题,立即研究制定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三部门负责人均表示,各种“奇葩”证明出现,说明政府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还有差距,存在不规范、不透明、不作为问题,总理的批评目的是敦促政府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抓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要害之处。
    这是相关部门应当作出的回应。客观来看,社会治理需要对公民户籍、教育、就业、生育、医疗、婚姻等基本信息的系统化管理。基于公民信息档案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没有形成跨区域、跨部门的共享机制,日常生活中,办事群众一次次“往返跑”办证明几成常态。在政府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今天,仍然让办事群众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已然显现与现代化治理需求脱节的一面。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仍然作为一种制度程序存在,甚至出现了种种“奇葩”证明,这已非技术条件跟不上可以解释。“你妈是你妈”不是特例,司法考试要出具人品证明,去银行兑换残币要社区开证明,卖房需要单身证明,这不能不让人认定,在这些奇葩证明堆砌的制度墙的墙头,闪现的是权力傲慢的俯视目光,以及通过权力设租寻租的身影。
    通过个人信息系统升级,合并、清除不必要的身份证明程序,减少“奇葩”证明,让办事群众少跑一些腿、少付一些成本是应有之义。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不必要的证明程序可以合并清除,权力寻租的冲动难以合并清除;个人信息系统可以升级,滞后的社会治理思维难以升级。假如不从根子上治理,那么“奇葩”证明总会换一副面孔重归。
    因此,治理“奇葩”证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权力边界。权力无界限则寻租空间无界限,寻租冲动无界限。只有给政府部门划定权力清单,才能分清公区和私域边界,才能让给群众办事设置门槛、不以“奇葩”证明为耻的权力滥用行为失去法理性。治理“奇葩”证明,只有进一步推进政府自我革命,才不会“应景”,不会草草了事。
    此外,还需要对社会治理思维进一步反思。很大程度上,目前的治理思维仍然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简单说,就是管制越严苛越有利于治理。这种以限制个人决策自由来降低管理成本的思维,也成为“奇葩”证明的一个源头。而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对管制型方式的使用也需要划定边界。
    治理“奇葩”证明,既是社会公众的期望,也是政府自我革命进度的一个标尺。因此,在三部门负责人作出回应后,期待看到治理“奇葩”证明及其生成机制的更具体行动。


互联网+反腐也要注重用户体验
高举高打的反腐、火爆异常的移动互联创业潮,以及从2000点杀到5000点的股市,构成了最近一年来最被热议的社会景观。在股市进入震荡期之后,反腐和互联网创业潮的热度并未出现大潮退去的迹象。
    高举高打的反腐、火爆异常的移动互联创业潮,以及从2000点杀到5000点的股市,构成了最近一年来最被热议的社会景观。在股市进入震荡期之后,反腐和互联网创业潮的热度并未出现大潮退去的迹象。昨日上午,中纪委推出了最新“纠风”举措:中纪委手机客户端开通“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通过手机摄录“四风”证据,直传中纪委。也就是说,中纪委监察部的A PP实现了移动互联式的反腐举报功能——— 手机成为了人们反腐的重要延伸。
    下载这个APP之后,可以发现,“反‘四风’一键通”位于中纪委客户端页面的“二条”位置,点击进入后,显示的是一个“问题”列表,列出了“一键通”受理的11类问题:公款吃喝、公款国内旅游、公款出国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楼堂馆所违规、违规发放津贴福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嫁娶、超标准接待、高消费娱乐、违规出入私人会所。11类的违纪问题,基本囊括了公职人员可能违纪的所有方面,这绝对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
    但值得讨论的是,手机端举报需要实名制。从软件设计的角度出发,实名制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将难以确认举报者的身份以及相关的举报情况。这里的隐忧主要在于,举报腐败行为需要冒着很可能是生命上的危险,所以举报者的安全问题就成了一个“痛点”。以往邮寄信件举报时,至少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匿名,互联网+反腐的模式当然新颖,但几乎可以断言,如果这个新增功能不能确保举报者的信息不被泄露,那么举报者将不会为此埋单,APP本身的期待也会落空。所以,作为一款产品,确保用户(举报者)信息的安全,这是必须解决的。
    除了用户数据安全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处理流程反馈的透明化。假设新增举报功促使监督权的进一步下沉,举报的流程变得更加便捷,但问题来了,处理的过程是否也可以不断显示阶段性的反馈呢?尽管腐败处理涉及到一个机密的问题,但开放的边界在哪里,这一点需要确定。做好与用户的信息共享,这是确保获得好评的关键之一。对于反腐监督A PP来说,个中的定律不会改变。
    站在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上,反腐也需要更新迭代,换换思维,做好用户体验。此次中纪委APP上新增一键举报功能,这种紧跟潮流的意识值得称赞。但最后是否能大获成功,现在还不好盲目判断。相对于其他领域的A PP,在反腐领域,过往的竞争者主要在民间,分别是BBS、博客、微博,其中微博的竞争力依旧强劲,而如果APP的新增功能不能解决用户的痛点,可能公众还是会更加偏爱微博的方式。
    在移动互联的世界里,一款产品要成功,必须做到极致,反腐监督APP也概莫能外。毕竟用户的评价摆在那。如果不能解决确保举报者人身安全、将处理反馈流程透明化等痛点,那么产品的前景并不见得乐观。最后,再引用一个网友的建议:上传举报视频很耗流量,建议下载APP之后赠送10M流量。

“你丑你横穿”,文明始于粗暴?
这是一次关于语言的测试,更是一次关于人性的测试。今年3月份一群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进行了一项名为“语言的力量——— 凭借公益广告语的力量改变市民及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的试验。
    这是一次关于语言的测试,更是一次关于人性的测试。今年3月份一群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进行了一项名为“语言的力量——— 凭借公益广告语的力量改变市民及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的试验。
    厦大发布的试验结果显示,无标语组横穿率最高,达70 .02%;“请走天桥”组几乎无效,横穿率69.78%,降幅仅0.24%;“仅多花9.4秒”组效果有限,60.96%的横穿率比无标语下降9.06%;简单粗暴的“你丑你横穿”组效果最明显,横穿率骤降29.9%,跌至40.12%“你丑你横穿”一语因此走红网络。
    这是否说明了塑造道路文明不是请客吃饭,不野蛮其标语不足以文明其行为?有不少人相信这个道理,他们创作出“你胖你闯灯”“你蠢你别车”等衍生句式。似乎用这些简单粗暴的标语替换掉那些不温不火的常见标语,马路就不再是司机的梦魇。
    前段时间成都女司机遭暴打,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面对不文明驾驶,路怒症发作下车就打是一种有效的“以暴制暴”,只有如此,霍布斯笔下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才能结出文明之果。总结他们的观点:用文明方式纠正不文明行为是软弱无力的,文明始于粗暴,文明始于野蛮。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论断。我认为厦大研究生的这次试验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时间。假如每个标语不是挂一些天就换,而是长年累月地挂在那儿,“你丑你横穿”还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吗?是否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人们第一次看到“你丑你横穿”,不好意思横穿,第二次看到,还不好意思横穿……第一百次看到,发现其他人已经对这个标语熟视无睹,甚至与这个标语合影发朋友圈以示自己不怕被人说丑,那么他是穿还是穿呢?
    每天都有人在骂“骗子死全家”,可骗子并未因此减少;每天都有人说“造谣一时爽,全家火葬场”,可谣言并未因此止息。我不相信骗子和造谣者不知道这些诅咒,因为这些听起来很过瘾的口号早已传播开来。正因为传播广泛,这类诅咒才失去了效力,即使骗子和造谣者真的迷信,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类并未遭遇无妄之灾,也会破除对这些诅咒的恐惧。
    同样,“你丑你横穿”在刚被发明出来时也许很有效,但是这类粗暴标语一旦普及开来,就会失去约束效果。归根结底,文明是一种习惯,需要日积月累的缓慢养成,来自外界的“强心针”不管是运动式执法还是咒骂式标语,都只能见效一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野蛮和粗暴中长出来的从来只有服从和畏惧,一旦外压卸去,文明的假象也会消退。文明的假象不是文明本身。真正的文明来自渐进,日拱一卒的进步或许不够刺激不够精彩,但这样的胜利才是持久、可积累的。

副县长辞官创业,没必要“泪如雨下”
  80后,北大毕业,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刘涛,决定辞去官职,回到老家当“农民”。此举不仅让父亲愤怒、母亲流泪,也给人们留下大大问号和感叹号。
  从农村出来的人,这种不解的感受可能更强烈。当初多不容易才考上大学、走出乡村,如今却转身回到起跑线上。再说了,刘涛是在春风得意之时下的这个决定。“母亲听后泪如雨下”也就不奇怪了。
  刘涛的父母和朋友都觉得他这么做“近乎疯狂”,其实不然。
  实际上,接受过大学教育、有过官场经历的刘涛,哪怕是回家当“农民”,也不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何况,他辞官回乡,目前已成立了一家农业发展公司,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在创业路上,他的学识和仕途经历,都是一笔无形资产。
  对刘涛表示不解和困惑的人,无论出于爱护之心,还是从功利角度解读,对成功的理解和定义其实都过于狭隘。任职副县长算得上成功吗?也许算得上。那么,成为一名企业家难道不算成功吗?也许刘涛离开官场创办企业,会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贡献。
  当前,考公务员仍是许多年轻人的主要选择。刘涛辞职回乡创业,却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坐标。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进步,今后理解他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预防医患冲突不在安检而在沟通
    医学有局限性、滞后性,疗效未必能满足患者或其家属的期待。在预防和化解医患冲突上,适当的安抚、尊重和解释,当远胜设在医院里的警务室或安检门。
    暴力伤医事件再度发生。16日上午,鼻咽癌晚期患者王某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电梯间内,将随身携带的一小瓶汽油泼洒到医生覃某身上并点燃,造成覃某重度烧伤。事件一出,不少网民惊呼“以后进医院难道要过安检?”
    但医院毕竟不同于机场,这里人员进出频繁且无规律。若装上安检设施,徒增人力不说,患者就医的效率也将大打折扣。更不用说那些急诊患者,急时就医形同救命。倘被安检耽搁了,该安全措施可就成了患者的索命措施。与医院治病救人宗旨不符的安检提议,在实践中几无可操作性。
    在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发的当下,医院的常规做法无非是在外寻求警方的保护,对内强化自身的保安力量。当然,对警方而言,有效维护医院正常的就医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警务室好设,医患冲突却不好防。以广西的个案为例,警方初步侦查显示该医生被泼汽油系病患报复,但要让警方了解每一位病患的心理状况并据此进行犯罪预防,几乎不可能。别说是警察,就算是医院领导甚至当事医生,也未必能掌握某位病患是否有伤医的动机和准备。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位副院长表示,“医院从来没有接到过王某关于某个医生的投诉或情况反映,同时据覃医生回忆,在治疗期间没有与王某产生纠纷或矛盾,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谁都想不到的事情,如何能预防?依赖警察多半是不行的,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对医生的事中保护与事后保护。
    就如医生遭遇病患伤害,不能一味埋怨警察保护不力一样,患者遭遇伤病困扰,也不能一味归责于医生救治不周。对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只要医生尽力了,哪怕治疗效果不佳也不是医生的错。医学有局限性、滞后性,疗效未必能满足患者或其家属的期待。如能尊重医学这门科学,当能更理解医生及其职业属性。
    同时也必须承认,在频发的医患冲突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多年来,医院也面临着过度医疗、唯利是图等指责。罔顾事实滥伤医生的患者有之,对患者严重不负责任的医生也有之。更应重视的还有,可归咎于患者或医生单方的医疗纠纷只占极少数。有调查显示,80%的医疗纠纷是由医患沟通不够造成的。
    病患通常都是医学的门外汉,医生在医患沟通中就起着主导作用。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言,“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语言名列医生三大法宝的首位,凸显出医生除问诊、配药、开刀之外,保持与患者顺畅沟通的极端重要性。在预防和化解医患冲突上,适当的安抚、尊重和解释,当远胜设在医院里的警务室或安检门。

 代养留守儿童一个校长难承担
    河南封丘县荆隆宫乡8岁的博博是一名留守儿童,自从半年前被送入当地寄宿制学校后,家人便不知所踪,校长温飞于是代养了半年多。
    爷爷奶奶去世,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无法把他带在身边,博博的处境与被遗弃有什么区别?好在博博遇到了这名校长,给他撑起了一片天。我国农村有超过6000万留守儿童,一部分已经遭到变相遗弃。由于缺乏关爱和看护,他们极易遭遇溺水、车祸、性侵等伤害,而最近发生在贵州毕节和湖南衡阳的两起共致6名儿童死亡的悲剧,则暴露出留守生活给他们刻下的巨大心理创伤。一连串事件警示全社会,必须行动起来,关注、保护留守儿童。
    保护占整个儿童群体1/3的留守儿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即使有成百上千个好校长也无力承担。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扶助机制,甚至包括以法律规制父母的监护责任,使一些父母不再生而不养,如此才能托起留守儿童的明天。


“北大硕士干装修”该褪去新闻效应      
  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机会,带着4名装修工人到上海创业,曾站在街边举牌,曾被工人敲诈,虽然被称为“工长”,却因技术不熟练只能干“小工”的活。年初,其团队加入上海某装修公司,如今每月能拿下20多个工地,营业流水超百万……日前,北大硕士孙俊峰毕业后干装修的新闻引发争议。
  跟几年前的“北大屠夫”一样,北大硕士干装修的新闻亦引起公众围观,质疑他浪费学业,白读了这么多年大学,反而去干民工的活。
  其实,在国外发达国家,高学历者干各种各样的工作,诸如服务员、工地、快餐店等,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选择哪种工作,除了赚钱养家糊口之外,也跟个人的兴趣有关系,孙俊峰选择做装修行业,乃是想“改变工人的处境”,发挥自己的作用。何况,孙俊峰是在走独立创业的道路,只是创业项目选在装修业罢了,这跟其他创业者有啥本质区别吗?
  得看到,孙俊峰的创业模式挺新颖:它利用互联网平台接订单,走的是互联网+经济的路子。这无疑给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嫁接在传统产业上,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对装修行业来说,也挺需要这样的创新者。
  说到底,“北大硕士干装修”的新闻效应该褪去了。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环境下,职业选择自由化是个人权利。而且,毕业生不再扎堆考公务员,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就业、创业,还将某些打工相关的领域也接入了互联网+的“端口”,这理应被认可,而非受质疑。


关爱留守儿童需要的是马上行动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近日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对云南、广西、贵州、山东、河北、甘肃六省区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乡村留守儿童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后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近日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对云南、广西、贵州、山东、河北、甘肃六省区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乡村留守儿童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后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
    儿童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甚至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也听不到几次父母的声音,无需精通心理学大概都会知道,这将给儿童的成长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是的,严重的后果早就出来了,屡屡残酷地摆在公众的眼前。事实上,“留守儿童”这个词语在中国的流行至少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至今人们已经公认,留守儿童就是当下中国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没有之一;而且,留守儿童不仅自身最容易遭到伤害,还由此衍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严峻,还十分复杂。否则,又何至于以“留守儿童”作为话题讨论了十多年,却很少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办法,乃至在对相关问题溯源时还往往众说纷纭?
    每当因留守儿童引发的舆论事件引起讨论时,几乎所有讨论者都会以为自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认为远离孩子去城市打工的父母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视角;反思社区的服务功能弱化,这是另一种视角;批评教育机构不能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这也是一种视角;将矛头对准尚未完全解体的城乡二元体制,这更是一种视角……这些视角都自有其道理,自然不能算错,但却像闭着眼睛摸象的人,他所感到的只是局部的真实。把所有的局部真实汇集起来,似乎就成了真理,但如果问题居然如此深广而复杂,又如何指望获得化解的办法?留守儿童成为话题十余年,这也许正是很难开出一个正确而又及时的药方的根本原因。
    复杂中国存在着一些复杂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既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时又是发展不够的问题。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问题,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一个答案,中庸而又平庸,但也许更具洞见,也更有概括力。如果不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就不会有留守儿童;如果是否可以带上自己的孩子去城市打拼成为轻松的选择,如果打工家庭能够轻易融入城市,和其他人群一样享受平等的福利,也不会有留守儿童。
    由于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又同时是发展不够的问题,因此你无法寄望于找到单一的责任主体并迅速地消解问题。让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之后,可以言辞激烈地批评留守儿童的父母、当地的教育机构、地方政府乃至某些具体的制度,但在批评的过程中切勿以为就此找到了症结。真正重要的其实是行动,需要为之付出行动的,远远不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应该负有责任的人和组织。恰如教育学者杨东平所说,“政府不是万能的,留守儿童涉及家庭乡村学校,必须靠政府、社会、社区、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共同的参与,所有人都对留守儿童负有责任。”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撰写和发布就是一个行动的样本。那些冰冷的数字告诉我们,留守儿童在经受着什么,仅此一点就让一个具备正常心理和情感的成人无法坐视。通过类似的行动,可以激活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并为此献出自己的力量。围绕《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人们注意到,明星、学者、公益组织都已经行动起来了,这无疑是一个温暖的开始.

为省钱南昌地铁延伸工程未批先建 节省10多亿资金
  随督查组在南昌期间,主管建设的市领导不经意间说漏了一件事:当地在建设地铁二号线延伸工程时,为了省钱,在国家批复还未下达时就动了工。
  违反重大工程建设程序是大事!当晚,带着问号,我单独采访了担任工程总指挥的市长。
  原来,地铁二号线延伸工程要下穿九龙湖,当时市里新城区正建设地下综合设施,利用这个机会,地铁就可以搭新城建设的车,采取明挖作业。若等国家批复下达再动工,要么把湖水抽干、把建好的路再扒开,要么就只能采取盾构作业,投资将大大增加。
  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南昌市没有等国家批复下达,就先把新城地下综合设施建设和湖底这段工程统筹规划设计,一起动了工。此次变通可谓一石二鸟,“搭车”后的地铁二号线延伸工程足足省下了10多亿元投资,工期还大大缩短。
  市长告诉我:“要不要这么做,大家非常纠结。地铁建设是国家鼓励支持的惠民工程,规划也已上报,批复下达只是时间问题。但提前开工毕竟不合流程,说严重了就是未批先建。所以决策前我们全体举手表决,尽管一致通过,可身为总指挥,我心里还是打鼓。”
  南昌市遇到的纠结值得深思。重大工程审批的目的在于避免无序建设,达到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总会有不协调的时候,坚持重大工程的审批制度是必要的。
  但是南昌市借新城建设之机,将部分可以合并的工程提前一点开工,就可以避免老百姓诟病的扒了填、填了再扒的“扒路军”行为,并一举节省十几亿资金,似乎也没错。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灵活变通,到底孰是孰非?这既是南昌市的纠结,也是摆给我们的一道新课题。
  南昌市的做法是否应当肯定?督查组内部也产生了纠结。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大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如果是先上车、后买票,未批先建是为了把生米做成熟饭,以此要挟国家,那就必须严禁;但如果审批流程都履行了,批复只是时间差问题,实际效果也很好,这种变通还是要肯定。无疑,南昌的案例属于后者。
  我们讲政府职能转变,很重要的就是简政放权,这既包括要对那些僵化、不合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类似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陈规陋矩开刀,也包括对一些合理的、必要的诸如重大工程审批流程进行适当调整。商场如战场,战场瞬息万变,指挥员拥有临危决断的权力方能抢先机、打胜仗。推进改革须上下协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权力清单要更加合理和明晰,让具体干事的人在遵守国家大原则的前提下,拥有更多自主权,让想干事的人敢干事、能干事、干好事,让南昌市的这类纠结少些再少些。
  此外,谁都知道,等国家批复下来开工最稳妥最“安全”,但为了给国家省钱而提前开工,却要冒违规的风险。如何选择,的确需要一份担当。因此,应该为南昌市敢于担当的勇气叫好。
  我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制度规章要靠深化改革来逐步完善和调整。但改革要有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新旧矛盾交织的复杂环境下,我们更需要改革的促进派,更需要敢于开拓、敢于担当甚至敢于试错的勇气。
  勇气何来?来自心底的无私,来自权为民所用的理念。一切以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为重,“吃螃蟹”、担风险的事你才敢干、才能干好。各级领导干部真正主动作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大提升。


访闹之害不容小觑
    基于金钱雇佣关系的“访闹”,制造的不是民意而是“伪民意”。如果不能刹住“访闹”的歪风,势必会令很多案件当事人误以为只要花钱就能左右舆论。
    日前,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了一个以“访民经纪人”和“维权律师”为纽带,花钱组织访民“声援”热点案事件、给有关部门施压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刘建军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已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据翟岩民供述,自2014年以来,其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多达9起,其中包括访民在庆安火车站举牌“声援”事件。
    与“医闹”群体一样,“访闹”群体干的也是拿人钱财、替人站台的脏活。他们与案件当事人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不清楚案件具体情况,但为了赚取几百元的报酬,不惜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把舆论之水搅浑。认识到“访闹”事件的负面影响,认清乱象背后的利益链条,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治理工作。
    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对热点事件进行“围观”,表达合理诉求,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路径。在以往的很多案件中,公民围观所聚合的民意,都是推动事态良性发展的积极力量。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有组织的“访闹”与正常的权利表达是有本质差异的,其危害不容小觑。
    基于金钱雇佣关系的“访闹”,制造的不是民意而是“伪民意”。与那些雇佣“水军”在网上颠倒是非的行为一样,“访闹”制造的声势很容易掩盖真相,让公众无法认清事件真相,还有可能给司法机关等部门依法办案施加压力。如果不能刹住“访闹”的歪风,势必会令很多案件当事人误以为只要花钱就能左右舆论。
    “访闹”的危害还在于,它会让正常的公民权益表达陷入“污名化”困境。那些“访民经纪人”只将组织“访闹”当作一门生意,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制造混乱,甚至不惜借助外媒恶意炒作相关事件、抹黑国家形象。
    有鉴于此,对待“访闹”乱象,必须像对待“医闹”一样出重拳治理。无论是组织和协调“访闹”的“访民经纪人”,还是那些参与快闪式“访闹”的访民,只要造成了扰乱公共秩序的恶劣后果,都必须依法予以惩戒;对于个别违反职业道德“拉皮条”的维权律师,在依法追责之外,还应由行业协会等组织进行惩治。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些“下单”的案件当事人及家属也要认识到,花钱雇人组织“访闹”不是理想的维权途径,如果对法院判决有异议应当走正当程序。同时,司法机关要秉公执法,努力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公众提供健全的、值得信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司法维权渠道。


根治校园暴力堵疏结合才行
    浙江庆元几名初中生将一名小学生关在黑屋里殴打,并用香烟头烫。昨天,当地公安局回应称,受害人已找到,殴打小学生时在场的四人也已到案,均为未成年人,对该事件中的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遭脱衣暴打、扇耳光逼下跪、被逼吃粪便喝尿、暴打烟头烫……今年以来,经由网络曝光的几起校园暴力事件手段十分残忍,令人触目惊心。虽然几乎每起事件都得到了迅速处理,但要看到,暴力还在蔓延,伤害并未停止。
    根治校园暴力,修正相关法律法规是一个办法。比如,可考虑将未成年人承担刑责的年龄适当降低,并给出恰当比例、足够震慑的处罚。同时,还应该加强教育。一是家庭教育,家长要配合严格校纪,承担教育责任;二是学校教育,要开设足够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和安全防护课程,以帮助孩子们防范欺凌、远离暴力。如此堵疏结合,校园暴力现象才可能逐渐好转。


“给领导记一笔”别成了“被领导记一笔”
  近日,一些地方法院推出“权力清单”,庭长不得干预个案,行使监督权时必须全程书面留痕,引发公众关注和期待。记者认为,要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真正做到“给插手个案的领导记一笔”,既要刹住“显性干预”,关键还要在看不见的“隐形干预”上下功夫。
  斩断干预司法的权力之手,这是改革的目标。相关文件再三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遇到这些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权力干预司法,一大特点就是隐蔽。一方面,这种干预常常以隐形、软性的方式存在,赤裸裸地直接批条子、下指示的固然有,但用隐蔽方式传达领导意图,影响司法结果的情况也不鲜见,也更难以记录留痕。
  另一方面,这种干预远不只存在于办案、审判阶段。例如在法院判决后的执行环节,一些行政领导影响执行力度、干预执行进展,都是典型的权力干预司法。
  更为重要的是,要让记录、通报和追责产生实效,否则将无法对那些弄权的领导干部产生真正震慑,无法阻止他们继续用“看不见的手”拨弄司法天平。
  如何真正做到“给领导的干预记一笔”,考验改革制度设计。必须让司法办案人员枉法裁判的代价,高于顺从迎合行政领导的收益;让被发现查处的风险,高于“给领导记一笔”的风险;让一线办案人员记录领导干预的制度保障更加健全。如果没有相应机制撑腰,办案人员拒绝听从领导的无理要求时,很可能还没来得及“给领导记一笔”,就已经“被领导记了一笔”。
  对此,不但要从程序上“全程留痕”,还要从结果上严格追责,加大对枉法裁判、冤假错案的发现、倒查、问责力度,对责任人依法追究。只有这样,办案人员遇到领导干预时,才有可能有勇气、有动力把违法违规的领导写进本子。


在宣誓的仪式感中,铭记宪法神圣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宣誓者从内心里敬畏宪法,自觉推进宪法的实施。而宪法实施情况如何,也是检验宪法宣誓制度实践效果的唯一“标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昨天开始审议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内的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需公开向宪法宣誓。这引发舆论普遍关注。
  卢梭有一句至理名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须深深植根于人们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内心中,如此才能实现从“纸上宪法”到“实践宪法”的华丽转身。
  公开向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公职人员的宪法观念,推进宪法信仰建立、让宪法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因此,国家公职人员任职时向宪法宣誓已成多数国家的通行制度。据统计,在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明确作出相关规定的有177个,一些国家如荷兰、克罗地亚等,议会还单独立法对公职人员宣誓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
  而这次,相关草案将新任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须向宪法宣誓写入其中,意义自不待言:作为国家领导人向宪法宣誓,也是表明对宪法权威性的尊崇,对宪制、法治严肃性的维护。宪法法律效力至高无上,宪法宣誓制度虽是种形式,但其本意在于追求依宪治国内容和实质。
  我国其实不乏类似于宪法宣誓的实践。从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形成了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大会闭幕时发表讲话的惯例。从讲话时间、内容和场合看,这也是一种宪法宣誓。事实证明,这种在万众瞩目下庄严的就职宣誓,不仅可使宣誓者本人,还可使民众从神圣仪式中经历神圣的体验。
  今后若将这一制度规范化,并扩大至所有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培育广大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更好地推进宪法实施都有重要意义,还可以为全社会尊重和遵守宪法发挥强烈的示范引领作用。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宣誓者从内心里敬畏宪法,自觉推进宪法的实施。就此看,宣誓外还要看行动和表现。如果向宪法宣誓的公职人员对宪法没有产生发自内心的尊崇,在履职过程中不能恪守宪法,甚至还公开作出与宪法要求相悖的行为,对宪法的伤害无疑更大。因此,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后,我们要有更加科学的机制,来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使他们始终恪守、敬畏宪法。可以说,宪法实施情况如何,是检验宪法宣誓制度实践效果的唯一“标尺”。
  另外,现在提请审议的草案只规定了宪法宣誓的人员、组织形式、誓词等内容,但一些必要的约束性规定还不够完善,如相关责任条款等。这一点上,域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捷克宪法规定,宪法宣誓是开始执行职务的必要条件,议员拒绝宣誓或者有保留的宣誓,将被取消议员资格等。我们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对草案的规定作进一步补充,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更具实践意义。


部分官员精神缺钙,大搞迷信活动。一些机关大楼不设4、13、14层,一些办公室的桌椅摆放讲究朝向、风水,一些干部的案头上赫然摆放石兽、“转运石”等装饰物,更有甚者一些地名因“不吉利”而改,一些建筑因“挡风水”而拆。


民众为何长途上班也不愿“住房对换”?
  许多人之所以选择长途奔波上班,也不换房,问题的症结倒不是出在缺少“政策鼓励”上,而是因为,在城市单一功能分区的发展模式下,换房往往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6月23日,北京市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居民之间住房对换和多方置换,从而消除长途奔波上班的现象,减少能源消耗、大气污染、交通拥挤。
  此论引起不少争议。许多人将报告提到的鼓励换房,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城市换房潮联系在一起,那时候同样是为了解决远距离上班问题,政府用政策鼓励民众互换房屋。
  不过,那时候之所以要政府主导换房,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民众大多居住于公产房屋和单位自管产的房屋,由于没有个人产权,所以不得不采取换房的折中办法。但现在则不同,经历了房改以及大规模商品房开发,大部分人都已居者有其屋,如果真要是为工作方便,卖房其实并不困难。
  许多人之所以选择长途奔波上班,也不换房,问题的症结倒不是出在缺少“政策鼓励”上,而是因为,在城市单一功能分区的发展模式下,换房往往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举个例子,如果让住在天通苑的人,把房子都换到CBD附近,高额的房价差大多数人承担不起,即便能换,也没那么多房子可换。
  我们现在城市单一功能分区的规划模式下,住宅的街区和工作街区处于分离状态,类似CBD(中央商务区)的模式在许多城市都很流行。但是,在国外,这样的模式早已受到批判。美国学者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提到,在办公楼群云集的下曼哈顿地区,所能提供的服务却极为有限。整个地区人流集中于白天工作时间内,一到晚上和周末,整个地区死一般寂静。为此,公司一家一家离开,迁移到曼哈顿中心区于城外之间的中间地带。
  而在中国,单一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模式下,其实也有类似曼哈顿的问题。一些办公楼云集的中心区域,一到周末就非常荒凉。当然,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这类商业区域地价房价畸高,人们长途奔波上班,造成巨大交通压力。
  雅各布斯极为推崇城市街区实现混合用途的发展,每一块城市区域既有工作居住,也有文化娱乐等多重功能,这样的城市“多样性”规划思维值得我们借鉴。如果写字楼等工作区域不是高度集中,而是散落于每块城市区域,民众“换房”,以实现就近上班很容易成为可能。


消除极端贫困,需加大公共投入
  极端贫困是现代中国的一道疮疤,而我们要去掉这块疤,需要扶贫思维的拓宽:不能只立足于解决贫困人口衣食住行的眼前需求,也要把关涉脱贫根本的公共投入纳入扶贫视野。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有的人畜混居,有的住茅草房。四川大凉山区,有村民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大米,肉一年最多吃3次,在贵州荔波县,一个1200多人的村庄,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日前,新华社集中呈现了“中国最穷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衣食住行,样样令人心酸”的总结灼痛人心。
  当城里的人们在讨论生活成本高低时,有些地方的孩子可能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时候,有些地区的老人可能还栖身于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透过媒体清晰的镜头,很多人悲痛地发现,在现代中国,竟还有这么一群人为活着而挣扎,这跟许多人“现世安稳”的庸常生活情景反差太大。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境遇判若天壤,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撕裂感。可以说,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已到了社会公众忍耐的边缘,也吞噬着那些特困户的个体尊严。而时下太多惨剧的引线就是“贫困”,它们作为贫困并发症也增添着社会悲剧增量。无论是从个体权利还是群体福祉,这些特困户的境遇都该受到社会关切。
  也正基于贫困人口境遇与当下扶贫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强调: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冲刺期”的定性,跟当下国内扶贫的阶段性特征相符: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今我国累计减贫逾7亿人,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近年来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越来越多,但有些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的贫困堡垒仍待攻克。
  但得看到,在扶贫冲刺期,那种囿于“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思路也该得以调整:就扶贫开发工作而言,要真正将各种外部助力放在“人”上面,更注重公共投入,并将其纳入扶贫的大盘子中,而非单纯砸钱,或者是着重支持“短平快”项目。
  就拿基础教育来说,大凉山一个村庄适龄儿童没读书的就有上百人;贵州荔波县一个1200多人的村庄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连义务教育普及都成奢望,这本质上就是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据了解,仅2014年,四川凉山州就投入中央、省、州、县(市)各级资金13.28亿元积极推进教育惠民工程,覆盖了全州72万名义务教育学生。可这么多适龄儿童失学,无论是民众对教育概念模糊,还是层层落实不力,都说明地方教育兜底、配套宣传投入的不足。以这样的人口素质,即便倾注再大的扶贫热情、投入再多扶贫资金,也难真正实现脱贫。
  比起资金“输血”,在教育、交通乃至生态移民等层面的投入,尽管未必合乎“立马见政绩”的扶贫考核需要,但它关涉长远可持续的脱贫。就此看,无论是扶贫观念拓宽,还是扶贫绩效评估,都应将“造血”性的公共投入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说到底,极端贫困是现代中国的一道疮疤,而我们要去掉这块疤,需要扶贫思维的拓宽:扶贫不能只立足于解决贫困人口衣食住行的眼前需求,也要着眼于“树人”,把关涉脱贫根本的公共投入纳入扶贫视野。


治校园霸凌:刑罚不如社会共治
  校园霸凌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复合因素聚合的结果,要防止校园暴力,该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完善这些前端预防的措施,比靠一味强调严惩更要紧。
  近来校园暴力事件频遭曝光,前两天“浙江一男童遭多名少年暴打”的视频引燃的舆论怒火未熄,昨日媒体又曝“四川初中女生遭扒光羞辱”,再联想起“105中学女生被轮流掌掴”等,几乎每起都让人震惊:不论是肉体折磨还是精神侮辱,手段都那么残忍恶毒,令人难以将其和本应是“天真无邪”“花样年华”的未成年人联系起来。
  面对这些校园霸凌行为,有些人呼吁:对个案施暴者该加强法律惩戒,甚至动刑。对这类校园暴力加强治理确实很有必要,但施暴者多是仅十来岁的孩子,其性格、观点还未成形,基于那些施暴者成长阶段、心理发育特征等还有霸凌社会成因,一出事就呼吁严惩乃至要求重刑,并不靠谱,更像是情绪化宣泄。
  相较之下,跳出法律万能思维和刑罚迷恋,从社会层面去反思这些校园暴力何以发生、怎么杜绝,更有意义。
  按照心理咨询最新流派家庭治疗的观点,孩子是家庭的“信号灯”,孩子出问题,意味着是家庭教育生病了。当孩子以施暴于人为乐时,必须反思家庭教育问题。实质上,校园暴力事件频发,指向的远不止于此,更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复合因素聚合的结果。而要消减该难题,也亟须置于社会共治层面去着力解决。
  心理学家班杜拉做过著名的“充气娃娃实验”,让两组儿童分别观看成人攻打充气娃娃的两个视频。前者成人受到奖赏,后者成人受到惩罚。结果显示,观看前者的儿童攻击行为明显的多于观看后者的。本质上,校园霸凌也是对成人,尤其是父母、教师等处理冲突矛盾方式的异化式效仿。
  就此看,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在一些欺凌事件中,施暴孩子还没意识到其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老师发现孩子在课间有剧烈推搡行为,就告诉孩子和家长这样做有危险,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孩子这才意识到问题。这就提醒学校,开展相应的“非暴力”教育,让他们在观察学习中明白欺凌的恶劣性质。另一方面,中小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之外,也通过竞技类体育课程设置等,将其负面情绪导向合理宣泄。
  家庭也该担起其责:在孩子刚刚表现出暴力行为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制止,也要引导孩子愤怒等情绪的把控,并避免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孩子不听话问题。
  而眼下,社会多方在这方面的教育经常是失效的:如学校对孩子评价体系和“分流”中只重成绩,造成差生歧视;一些家庭对孩子暴力倾向的反应迟钝等,包括社会组织介入的匮乏。对此补缺之外,学校、家长等还应建立协同式的霸凌预警—通报—心理干预机制,将反霸凌纳入青少年常识教育系列。
  要而言之,校园暴力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靠严惩甚至刑罚,未必管用,这更需社会、学校、家庭齐心协力,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合力为孩子们创造安全、无暴力的教育环境。

不必对大学生“毕业消费”过分敏感
  毕业旅行、毕业聚餐、拍几套不同着装的毕业照……大学毕业如今悄悄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仪式。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问卷调查显示,68%的毕业生毕业季花费超过4000元,甚至有2%的人毕业消费超过10000元,仅10%的大学生毕业季消费在2000元以内。超六成受访者表示“毕业基金”来源是父母“赞助”。
  然而,这份调查并没有显示具体覆盖哪些城市范围、哪些院校,多少人参与调查。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消费水平不一样。很多过来人会拿自己当年的毕业消费情况来做比较,问题是随着物价上涨,人们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基数本就不同,没有比较的价值。
  再加上,毕业季求职、实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包括服装购置、交通费等。有人建议学校出手干预,避免学生落入消费的误区,我倒以为,学校的毕业纪念活动毕竟是公共活动,无法阻止学生私下里举行属于自己的活动,何况,毕业季的学生很容易受到各种毕业情绪和情结的影响,依然还会选择属于自己的庆祝方式,甚至追求个性、展示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调查显示中,有六成受访者表示“毕业基金”来源是父母“赞助”,这意味着还有四成学生靠自食其力,能有这样的比例也并不算低。因而花销究竟贵不贵,多不多,因人而异,没必要过分解读。


“70后僵尸肉”何以横行人间?
  “僵尸肉”横行人间不是走私者的“能耐”,而是食品监管者的无能。打击走私冻品需要海关、公安、工商、检验检疫等多部门配合,但恰恰是因为“谁都参与”的多头管理,造成了“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今天看过一条新闻,我提醒自己,下次再吃泡椒凤爪,一定要端正心态,不要没大没小,因为嘴下那胖乎乎、白嫩嫩的鸡爪可能比自己年龄还大!
  绝非我有意要为鸡爪涨辈分。据新华社报道,长沙海关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走私冻品案,查扣冻牛肉、冻鸭脖、冻鸡爪等约800吨,价值约1000万元。生产日期显示一些冻肉竟长达三四十年。很多人喜欢吃的“泡椒凤爪”,是走私冻品的“重灾区”。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某些“色香味俱全”的鸡爪甚至有几十岁“高龄”,可能是来自异国他乡,不法分子用过氧化氢等漂白剂浸泡,让鸡爪显得胖乎乎、白嫩嫩的,“卖相”特别好。
  媒体将这些岁数过大的肉称为“僵尸肉”,可谓形象之至,早该入土之物却在人间乱蹦,不就是“僵尸”吗?只是小时候看的那些香港僵尸片里,有些僵尸并不恶心而是以搞笑为生,而且只要有林正英道长在,就不必担心僵尸最后会危害人间。而这些现实中的“僵尸肉”,除了恶心还是恶心,唯有促人减肥之功。
  咂一口1982年的拉菲,再啃一口197×年的鸡爪,这“酸爽”让人不敢相信。新闻中说,在6月的海关打击冻肉走私的专项行动中,有“80后”缉私人员在广西某口岸查处了一批比他年纪还大的“70后”冻肉。这位缉私人员在那一刻一定体会到了穿越的感觉。
  业内人士指出,一批走私团伙从承揽业务、到运输、清关、货物交付都形成了“一条龙服务”,而且在收取中间费用时,采用现金或网络支付,交易记录隐秘,难以查处。目前冻品走私已经从家族式单打独斗,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抱团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冻品走私贩私人员建微信群、QQ群,有什么风吹草动互相通气。然而,狐狸再狡猾,猎人也不是白养的。
  “僵尸肉”背后的“赶尸人”有什么样的本事,食客们没法儿控制,也没法儿鉴别,只能把“宝”押在商家的良心,和监管部门不期然的打击上。
  吃货们当然有权利要求一张不需要跟食物“论辈分”的餐桌。“僵尸肉”横行人间不是走私者的“能耐”,而是食品监管者的失职。打击走私冻品需要海关、公安、工商、检验检疫等多部门配合,但现实中的问题却是,恰恰是因为“谁都参与”的多头管理,造成了“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而改善这一局面,显然还要从明确监管责任开始。


“金山表哥”:貌似无解的质疑
  网友质疑很正常,官方释疑很认真,但最后疑问却仍在那里,不信的人还是不信。类似的现象,其实在不少事件中都存在。即便最后有了“总结陈词”,大家貌似只能在这样一种半信半疑中妥协。
  22日,多名微博网友发帖,称上海金山区领导戴名贵手表,并附有官员佩戴手表的现场照片。后经官方证实,当事人并非副区长,而是山阳镇党委副书记蔡宏杰,手表为1万6千块的浪琴表,为个人购买。
  官员不合时宜的表情,高调的穿着、佩戴,都可能令自己招致“致命”之祸。譬如已落马的表哥杨达才。这是网友们在过去众多公共事件中所习得并惯用的符号式反腐,并也屡屡将“问题官员”斩落马下。但并非所有的网友质疑都能立反腐奇功,这起事件或就是一例。
  两次于24小时内完成的快速回应,主要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释疑答惑。一是,官员身份并非副区长;二是,公布了手表价格与品牌,但手表为个人购买。言下之意,名贵手表确属实,不过是官员自己掏的钱,并不存在问题。
  就态度而言,当地作出这样的回应,已然算是直面质疑。但在效果上,恐怕不容高估。网友们进一步的质疑主要在:自己购买难道就意味着没有问题?当地纪委又是如何证实确系官员自己购买所得?
  不过,事件到此似乎又陷入了无解的地步。一方面,如果较真的网友继续揪着不放似乎会被指责为搞“有罪推定”,甚至又会被人追问“你到底想要哪种真相”?另一方面,对当地纪委而言,难不成为了一块表,要将该官员的“家底”、购表发票等都向网友晒个底?
  所以,一种尴尬的场景出现了:网友质疑很正常,官方释疑很认真,但最后疑问却仍在那里,不信的人还是不信。类似的现象,其实在不少事件中都存在。即便最后有了“总结陈词”,大家貌似只能在这样一种半信半疑中妥协。
  那么,质疑变成“无解”,问题究竟在哪?对此,最为常见的解释是,这是权力公信不彰,导致塔西陀效应的典型表现。而更具体的疑问和更实际的变革期待其实是,如何让社会的“释疑成本”低一点?
  相关报道在最后,援引了接近被质疑官员的一名工作人员的说法:“他平时工作比较认真,很负责。这个传言,现在对他和他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扰。”我想,如果一名官员的“认真”、“负责”不只有接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才能看得到,如果公众对他的经济状况了解不只是靠“联想”,他所戴的名表与身份之间的冲突恐怕不会如此刺激到网友,他和他的家庭所遭遇的“困扰”怕也会收获更多的同情.


道个歉还要立法?
  法治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完善的准则不在于法治本身是否足够严密,惩罚是否足够有效,而在于法治是促进抑或压制了人性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最近香港提出要制定《道歉条例》,乍听这是一部神奇的法律——道歉有什么好立法的,难道是规范道歉用语吗?细究之下,这部法律制定的前因后果实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法治问题。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曾在《法治东西》中写道,“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这句话有这层意思——法治具有塑造人性倾向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有时候是负面的。借用经济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法治对于人性具有负外部性,它可能会压抑人性中一些美好的成分。
  法治的其中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负面效果便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道歉了。做错事要主动承认错误,给他人带来不便要致歉,损害别人利益要赔礼道歉,这些可以说是基本的做人道理,许多文明中,父母对子女从小便是如此谆谆教诲。但是一些法律规则却促使人们不情愿道歉,例如当事人道歉的事实可能会被法庭当做当事人应当负法律责任的证据。还有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道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有过错,因此保险赔付上有所减免。
  有意思的是,在复杂的法律系统下,大概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某个具体行为在法律上到底是对是错,因此一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道歉。假如法律上是对的,而又事先道歉了,会不会让对方认为己方是理亏的,不会追究?
  还有一种情况是,每当重大事故发生时,主政官员的道歉常常姗姗来迟,因为他们在是否道歉问题上总会犹豫再三。假如很快就道歉了,公众会否认为官员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施政的过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种种情况使人在道歉面前踌躇徘徊。法治的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实际上也并不符合法治本身的目标。法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定纷止争,而道歉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有时候人们通过法律途径并不是为了具体的利益,而只是“讨一个说法”,就像张艺谋的著名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故事一样。“讨说法”并不是中国特色,只求道歉不求赔偿的“洋秋菊”也不少。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法治才抑制了道歉,包括道歉在内的各种美好的人性成分在非法治状态下更难得到自由发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我们发现法治的负外部性之时,不能一味质疑乃至否定法治,而是应想方设法提高法治,或是在法治之外建立补偿机制。香港提出要制定《道歉条例》,鼓励人们多道歉,消除法治抑制道歉的机制,除了应对具体问题以外,便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
  《道歉条例》的话题还提醒我们,法治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完善的准则不在于法治本身是否足够严密,惩罚是否足够有效,而在于法治是促进抑或压制了人性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十多年前流行的电视剧《流星花园》中有一句著名台词——“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吗?”关于法治与人性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如果都不道歉,还要法治干吗?”


打击收买被拐儿童,推动收养制度完善
拐卖儿童致使家庭破裂,如何抑制此类现象,法律向来被寄予厚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草案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拐卖儿童致使家庭破裂,如何抑制此类现象,法律向来被寄予厚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草案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这样的变化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就在前几天,“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讨论突然在舆论中活跃起来,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基于拐卖儿童行为的恶劣影响,有人呼吁对人贩子一律实施死刑。这种声音并不新鲜,在舆论中其实早就颇有市场,由于很多人对拐卖儿童行为深恶痛绝,这一呼吁轻易就能聚合民间的支持力量。不过,这一次舆论短暂的动员过后,很快就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少法律界人士批评了上述观点,并就如何抑制拐卖儿童现象提出了专业的看法。
    反驳的声音中主要针对两种现象,一是部分人推崇死刑,这涉及到死刑价值的争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多次。主流的意见认为,中国社会尽管保留了死刑,但谨慎使用死刑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的大趋势,动辄呼吁死刑违背了这一趋势;二是就拐卖儿童现象而主张“人贩子一律死刑”,批评者认为,指望对拐卖儿童者实施死刑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从技术角度看难以奏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刑法目前对拐卖儿童的处罚已经非常严厉,但作用有限。是否将处罚升级为死刑就可解决问题?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围绕拐卖儿童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链条,人贩子所扮演的只是中介的角色,其角色固然关键,但从整个利益链条看,拐卖儿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买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打击拐卖儿童行为,除了要制裁人贩子,还必须切断买方市场。
    如何切断买方市场,首先应当审视法律的作为。现有法律规定对收买被拐儿童的态度相对宽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初的立法初衷一方面是保护被拐儿童,尽量避免其被虐待的情况,另外则是出于降低解救难度。这种相对宽容的立法主要考虑到解救环节,但是,客观地说,从法律威慑角度看,它也大大降低了收买被拐儿童的法律风险。此次草案修改从有条件地不追究刑责到一律追究刑责,加大了对收买者的打击力度,这样的变化姗姗来迟,却难免让人感慨万千,它呼应了外界的诉求,也提高了收买被拐儿童的法律风险,无疑有利于从源头上打击拐卖儿童现象。
    但是否加大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刑事处罚力度就可抑制拐卖儿童现象?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拐卖儿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目前存在庞大的买方市场,这一问题涉及的社会背景相对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制度层面对合法收养提出严苛的要求,远不能满足民众收养孩子的需求。收养孩子有多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汶川大地震造成了630名孤儿,地震后不久,全国提出收养意愿的有八万多人,但是,根据2012年5月媒体的回访,四年之内只有12名孤儿被成功收养。目前制度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而且收养人必须无子女才能收养儿童,加上繁琐的收养程序,合法收养门槛相当之高。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规定主要针对国内收养,收养机构普遍存在优先受理外国收养人收养申请的情况,在收养要求和环节上的要求截然不同。在门槛过高、程序太复杂的情况下,国内合法收养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而这正是儿童被拐卖现象的一大诱因。
    加大对收买被拐儿童的打击力度对于弥补现有的法律漏洞极为重要,除此之外也要看到,本质而言,拐卖儿童只是儿童收养黑市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打击拐卖儿童这一恶劣行为的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个黑市背后的运行逻辑和社会背景,完善现有的收养制度,对于打击拐卖儿童同样有着重要作用。


按程序办事“吃亏”当成改革契机
若遵循结果导向,南昌地铁无疑值得喝彩,因为“在国家批复还未下达时就动了工,结果省下来十几亿元”。当然,从程序正义打量,南昌此举无疑不值得提倡。
    若遵循结果导向,南昌地铁无疑值得喝彩,因为“在国家批复还未下达时就动了工,结果省下来十几亿元”。当然,从程序正义打量,南昌此举无疑不值得提倡。一旦违规之举各地效仿,迟早会偏离轨道。当然,南昌政府也不是没有想到后果,于是这才有集体决策、经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违法程序“干一票”的一幕出现。
    南昌政府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非在于地铁“走程序”的预期损失十分明显。而当“按程序办事吃亏”成为一种普遍的预期,这就说明改革契机已到,需要通过改革对现有程序进行重新梳理乃至必要的修正。
    不难发现,“按程序办事吃亏”存在两种情形。其一,吃亏者是政府本身。若严格按照程序,修一个地铁政府得从财政口袋里多掏十几个亿。这种情况下,政府“违规”的魄力相对较大,因为有利可图。其二,吃亏者是政府之外的企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成了固守而非突破的一方,既然按程序办吃亏的不是政府,那照章操作便是。
    如此可见,在合法和符合公共利益的大前提下,严格“按程序办事吃亏”固然可以成为改革契机,但更多只会在政府本身沦为吃亏主体的情形下才会出现。当企业、民众成为“按程序办事吃亏”冤大头的时候,如何引导和启动改革,这才是更需要重视和有待破解的难题。


快递实名非得通过“验身份证”来实现吗?
从下月起,福州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昨日,记者从福州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下个月起,福州市将试行快递实名制,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由收件员将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记录在册。
    从下月起,福州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昨日,记者从福州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下个月起,福州市将试行快递实名制,市民寄快递时需出示身份证,并由收件员将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记录在册。(6月24日《海峡都市报》)
    必须承认,快递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其人货分离的特点,潜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近年来,全国各地先后发生“快递到付骗局”、“邮包炸弹”等多起与快递相关的案件,让人们对快递的匿名属性深感不安。
    加强对快递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实名制是重要而有效的举措。但我们也应看到,通过验证身份证实现实名制存在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可能泄露隐私、造成隐患。近年来,快递员泄露客户信息事件层出不穷。将快递单上的收件人、寄件人信息违规出售渔利,这已经是公开的行业秘密。现在客户暴露给快递员的信息中,还要加上身份证号码,这岂非更加让人不放心?
    二是会降低效率、增添麻烦。验证身份证,无疑增加了快递操作环节,这无论对于快递员还是客户来说都是件麻烦事。
    一边是快递实名制势在必行,一边是验身份证多有不便,难道我们不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实际上,实名制不一定要通过验证身份证,可依托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验证寄件人的电话号码。由于我国移动电话号码已全面实行实名制,根据号码就能查到机主,快递员可当场拨打寄件人号码,验证真伪后予以登记。二是逐渐实现信用卡支付。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快递费用多使用信用卡结算,而信用卡是实名的,这就实现了实名寄递物品。通过这两种途径,既能实现实名制,也规避了验证身份证带来的负面效应。
    在要求快递实名的同时,我们还要帮助快递企业强化安检能力,保障寄送物品的安全性。只有把这些环节都做好了,快递实名制的美好初衷才能真正“照进现实”。


对买童犯罪不免刑责利于儿童保护
    缩减买童犯罪的宽宥条款,强化了刑罚的严厉度。压缩刑罚适用中的不当宽宥因素,才是真正将法网织得更密,而不单单是织得更严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刑法修正案草案的上述亮点,契合了民众对加大打击买方力度的诉求。当天的网络调查显示,90%以上的网友赞成收买被拐儿童一律被追刑责。
    没有买方就没有拐卖。中国每年失踪儿童20万左右,只要收买儿童的需求存在,拐卖儿童的犯罪市场就很难根绝。在存在着双方市场的犯罪现象中,单纯侧重于任何一方的刑罚纠治,都难以彻底遏制犯罪的发生。法治化的治理路径,乃是根据双方行为的主观恶性、危害后果等,设计均衡而严密的刑罚梯度,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纠治。我国刑法将拐卖儿童与收买儿童分开规定,前者量刑可达死刑,后者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其根据就是拐卖与收买行为的不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
    但是一直以来,舆论认为刑法规定的收买儿童犯罪的刑罚偏轻,不足以震慑收买者。而由于考虑到解救被拐儿童的便利,刑法还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款,很大程度上造成实践中对收买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失准,使得原本较轻的刑罚在预防犯罪上显得更加无力。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初审稿将对上述行为的处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寻求更有层次的刑罚治理;草案二审稿继续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删除了“减轻或免除处罚”,凸显出立法者收缩刑罚自由裁量度的用意。
    缩减买童犯罪的宽宥条款,强化了刑罚的严厉度。与一味呼吁刑罚升级相比,这种收缩刑罚宽宥度的修法,更有益于犯罪的司法矫治。因为这能消除司法实践中刑罚适用的懈怠与粗疏,确立刑事司法在惩治犯罪上的密度,防止选择性司法激发出犯罪侥幸心理。从犯罪治理的角度看,压缩刑罚适用中的不当宽宥因素,才是真正将法网织得更密,而不单单是织得更严了。对于买童犯罪行为人而言,一旦这样的处罚是必定且无可逃脱的,那么“花钱买刑受”的结果,会促使他们在利弊权衡下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应对校园暴力矫治比严惩更迫切
    预防校园暴力必须让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司法各司其职。一个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的教育矫治机制,亟待建立且日显紧迫。
    连日来,多起校园暴力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正当人们为浙江庆元“3名未成年人暴打、烟头烫小孩”震惊之时,22日晚,微博再次曝出江西“永新初中学生遭群殴”、四川乐至“初中女生被羞辱”两起事件。昨天,两地公安、教育等部门表示,正做进一步调查。
    接下来的舆论跟进我们似曾相识。一些人会感到讶异:现在的孩子都怎么啦?哪来的深仇大恨,下手如此狠毒?在他们的意识深处,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指挥其神经中枢?是家庭的纵容,还是对校园的逆反?是应试教育的长年压抑,还是影视暴力的线下投射?
    再紧跟着的反思无非是指向家庭、校园和社会这三方。但这种太过宽泛的检讨,又常常因为责任主体失焦,而无法落到实处。
    当然,每宗个案就如每一片树叶,总会有属于个案的特殊因素。家庭监护不力责任多一些,还是校园教育不当责任大一些,或各不相同。但由于校园暴力事件的低龄化,当行凶者还未满14周岁时,由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司法通常无法介入。由于这些“问题少年”多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教育管理相对规范的地区,学校还不能就这么开除他们,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就是推给家庭了事。司法不能拿“问题少年”怎么样,正是一些民意吁求应严惩行凶者的重要根源之一。
    细究校园暴力究竟应归咎于家庭多一些,还是学校多一些,并无太大意义。我们其实都已熟知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预防校园暴力必须让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司法各司其职。家庭是教育的起点,也是预防校园暴力的基点;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是预防暴力的关键。这些年来,西风东渐,刑法的谦抑性、司法人文主义以及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在我们的立法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总的来看,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理念强调颇多,实质的措施却很少。
    强调应对校园暴力的“实质措施”,并非是附和“严惩校园暴力”的民意诉求。动用刑法严惩校园暴力,尤应慎之又慎。但对于确有行凶恶习的“问题少年”,法律也不能不闻不问。对校园暴力的漠视和纵容,难道就不是另一种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问题少年”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呢?社会责任呢?过去的办法是必要时可以“收容教养”,在劳教已被废除的大环境下,收容教养制度也显得与时代脱节,且与司法现代化的方向相悖。一个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的教育矫治机制,亟待建立且日显紧迫。
    换言之,“保护未成年人”不能成为校园暴力的保护伞,更不能成为司法无为的万能借口。如何让那些犯下错误的未成年人明辨是非,知晓责任并改过自新,是这一教育矫治制度的依归。对待校园暴力,一味严惩固不足取,但教育矫治要及时跟进。

对官员兼职博导仅做减法还不够
    在官员兼职博导、官员企业家读博的问题上,大学不仅要做减法,还要做加法,让制度更完善,让学术更规范。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人大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在职博士生的录取比例,并缩减了包含省部级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人数。
    官员兼职博导与官员、企业家“混博士”,一教一学,本不相同,深入剖析,两者庶几相通,至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个别官员官学通吃,千方百计去大学“混博导”,想法也许各有不同,有的为了借学术声誉,为自己贴金,捞个“学者型官员”;有的为了学术与物质利益,申请国家课题,名利双收……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学而优则仕”之后,心系教坛,放不下学术。官员、企业家“混博士”,则多半出于政治前途考虑,将博士文凭视作晋升的敲门砖,或加分项目。
    官员爱学术,本是一个“雅好”,至少比沉醉于酒池肉林、醉生梦死好一千倍,只不过前提是,严格按学术的游戏规则办事。问题恰恰在于此,官员当兼职博导,很多时候并非学术了得,到了博导水平,而是权力到了一定程度,令大学折服,以博导帽子诱惑,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官员、企业家“混博士”也一样,一些人自始至终就没有走正道,入学考试瞒天过海,上课吊儿郎当,考试蒙混过关,论文找个代写,答辩则提前“做工作”。个别在职博士毕业证,除了名字是真,其他全假。“注水”博导、博士,既污染了官场,更玷污了学术,还损害了社会诚信,对国家而言,是一个负和博弈。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大学十多年前就开始对在职博士生说不。好玩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也于2004年对外宣布,原则上不招收不能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生。11年过去了,该校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说明供需两旺之下,单方面取消“订单”并不容易。对官员兼职博导亦如此,全国政协委员杨春数年前就提出“严格禁止高校再聘任党政官员做兼职博导”的提案。如今,这个问题仍处于清议状态。
    缩减省部级官员当兼职博导,严控官员、企业家在职攻读博士,用近乎一刀切的形式遏制这种现象,是保障程序正义的表现,其初衷还是值得肯定的,只不过也容易出现“误伤”。一些真正有学术水平且并有心“传道授业解惑”的官员,或者真心向学的官员、企业家可能因此被拒之门外。正如有人指出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兼职或在职制度本身,而是出在是否执行了学术规范,是否建立了严密的质量监控机制。假如大学看中的官员,能够通过大学严格的学术考核、遴选机制,符合博导学术资格、具备带研究生条件,那么应该不影响他当兼职博导。同样,如果官员、企业家的知识水平达到攻读博士的要求,并有条件完成学业,能够通过严格考试、论文答辩,一样可以授予博士文凭,英雄不问出处。
    在官员兼职博导、官员企业家读博的问题上,大学不仅要做减法,还要做加法,让制度更完善,让学术更规范。

不规矩不干净不作为领导干部要坚决调整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以下简称《条例》)、《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提出,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条例修订充分吸收新成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巡视工作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做到全覆盖、全国一盘棋。巡视工作的力度、强度、效果大幅提升。
    会议指出,党的性质和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要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做到有规在先、抓早抓小,使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吸收巡视工作实践创新成果,注重解决巡视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深化巡视监督内容,对机构设置、工作职责、方式权限、纪律要求等作出明确规范,对于推动依法依规开展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同意公开发布《条例》全文。
    会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条例》精神实质,提高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增强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着力抓好督促落实,以学习贯彻《条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提高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水平。
    ■专家解读
    十八大后巡视出现新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我国的巡视制度在十八大之前就已设立,但十八大以前,中央巡视制度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可能与巡视制度本身的工作机制、运行机制有关系。
    “比如说一个人当上某个巡视组的组长,他就是固定的,他负责东三省就老是负责东三省,负责西北五省就总是负责西北五省,其职务和巡视的范围是相对固定的。”汪玉凯说,这就存在非常大的弊病,比如哪个省份有了情况后,当地可能就直接公关,让巡视当地的巡视组组长、人员手下留情,制度本身的不完备、不健全,就给腐败留下了很大空间。
    他表示,十八大以后,整个巡视制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巡视组成员不固定了,经常在变动,巡视对象也不固定,巡视组长是一次一授权。“这种动态结构,可以说为巡视工作的公平公正扫除了障碍。”
    巡视新做法将有法律依据
    巡视制度的另一变化,还体现在巡视的范围大大放宽。“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的范围从党政机关到企业到事业单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汪玉凯说,巡视的工作机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可以暗访、可以约谈、可以接待上访,过去中央巡视是不针对老百姓的。
    汪玉凯说,巡视机制的改变,使得巡视的效果和力度大大加强,很多大老虎就是通过巡视、老百姓举报的途径发现的。
    而巡视之后的“回头看”,看被巡视单位是否根据巡视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又是另一个新的亮点。
    “上述很多措施都是十八大后新的做法,也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汪玉凯说,此次中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有利于将巡视制度法制化、固定化,并把这几年巡视工作形成的比较成熟的做法,通过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他表示,巡视制度真正固定了后,对未来的巡视工作,比如巡视规范性、各地上下的衔接等都会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对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问题
    会议指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在干部工作中,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制定和实施《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举措,对于促使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既要严格执行干部退休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加大领导干部问责力度,又要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要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形成一套督促检查的办法,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把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专家解读
    能上能下关键还要看落实
    针对此次中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汪玉凯表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相关提法过去也有,相关政策也有出台,但很多都被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这也就使得官场过去是只能上不能下,“上去了就下不来,没能力也照样位居高位”。
    不过,他表示,有制度肯定比没有要好,此次《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出台后,相关政策如能真正落到实处,对于整个官场的建设、反腐、官员的优胜劣汰等将有巨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反腐这个大的形势下,上述规定的实施,对于领导干部新的选拔标准、方式等也将是一个新的契机。
    “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真正落实。”汪玉凯说,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形成一种权威,能够被大家所认可。”汪玉凯认为,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中央有很大的决心,“没有决心光发文件,就没有实质的意义。过去的这些文件已经太多了”。
    现有官场格局将打破重构
    汪玉凯说,只有中央下大决心,各省市地方进行部署能上能下,而且中央能够带头做起,“比如哪个部委的部长不合适,也要实行能上能下,而不仅仅是在地方实行,只有这样的带头示范,这个制度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汪玉凯表示,十八大以后,我国对于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也作了一些调整,比如过去强调德才兼备,现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把有改革意识的人率先选拔上来。“今后这也要与领导干部的能上能下结合起来。”汪玉凯说,今后官员下台,将不再仅仅是因为出现贪腐等问题,尸位素餐、不干事的官员,今后就算没有贪腐,也要下来。
    他认为,如果真正实现能上能下,现行的“能上不能下”的官场格局真正被打破,那么对于重构我国官场、吸引新的血液进入、逐步形成官员优胜劣汰的机制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不缺公务员,农村却缺人才”
刘涛向来访者介绍他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网络截图
    “北大毕业的34岁副县长辞职务农”,此消息近日经媒体报道后,在新闻媒体和朋友圈中爆炸式扩散,几乎所有人都追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副县长毅然挥别仕途,回乡务农?面对种种猜测,新闻主角刘涛与记者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北大毕业  当地最年轻副县长
    湖南省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280公里。山路沿着峭壁和河畔一折一弯,似乎都在告诉路人,要走出这重重大山有多么不易。正是从这里,17岁的刘涛考入北京大学。
    从2003年参加工作开始,刘涛的仕途就一帆风顺。当年,从北大毕业的刘涛参加了湖南省选调生考试,是年7月,刘涛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担任办公室秘书。
    一年后,张家界团市委以考试方式选拔两名干部,刘涛被顺利录取。2005年,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2009年2月,刘涛调往湖南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处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到被调往临澧县。
    2012年10月,刘涛就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在7个副县长中,他是最年轻的,时年31岁。
    辞官务农  追求个人志趣价值
    2014年底,刘涛辞去副县长的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消息在网上疯转,也引来种种猜测。其中提及最多的一项揣测是:年轻的副县长是不是对基层工作水土不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像刘涛这样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年轻干部,如果做得不开心,通过运作调回省里并非难事。“而且,如果安心在体制内做这个副县长,得过且过也不是问题。”这位官员认为,刘涛辞职应该是内外因综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个人的志趣和追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涛不止一次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或许,在副县长的位子上,很多人都会恭维你。但人家看到的是那个位子,而不是你这个人。”
    回乡创业  希望带动乡亲致富
    刘涛也无法确认,如果一直在统战部工作,自己是否选择辞职务农。但在临澧县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的调研后,有了更多的思考。
    “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也做了很多扶持工作。比如,修路架桥。但如果农村没有人带头发展实业,农民没有尝到甜头,农村的人仍然会流失,农村的地依然会抛荒。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父母搬到长沙之前,每年刘涛都会回跑马村住一段时间。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
    刘涛说:“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30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
    “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刘涛很看好这种水果的经济效益。他希望自己能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如今,他已成立了跑马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时,他从农户家中收葛根、蜂蜜、腊肉等土特产,将建网上销售平台卖出去,6月底就可以上线。
    □对话
    谈辞官  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我最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  与大学生相比有很多优势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  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100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名校抢状元是最低水平的竞争
    高校状元之争,是最低水平的竞争。北大清华如果能够在推进招生公平、探索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推进高教改革上展开竞赛,才是国人所乐见的。
    北大清华对高分考生的争夺,似乎由“暗战”变成了“明撕”:两校某地招生组在微博公开对掐,互揭对方以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的做法;另有爆料称,两校在某地为抢一个学生,还动了手。
    虽然个别招生人员的做法不能代表整个大学,两校在回应媒体询问时也称一些招生纠纷被夸大了,但两校围绕“状元”的争夺却由来已久,为此互相抹黑,明争暗斗,对高分考生远接高迎、威逼利诱,甚至不惜用亲情绑架,真是有辱斯文。
    这样激烈的争夺,看似是重视人才,实则功利而短视。现在的所谓“状元”,无非是一次考试的第一名而已。状元的产生,有太大偶然性,高分未必素质更高、更不一定将来更成功,这些道理已无须赘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如此追捧状元,与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导向背道而驰。
    现在,对高考状元的追捧,已经被视为一种恶俗,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得炒作高考“状元”,但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都在为“状元热”推波助澜,难怪此风难刹。
    高校状元之争,是最低水平的竞争。因为它只看重成绩,而不重视对考生特长、禀赋、兴趣的考察,进行有针对性的报考指导,从中也看不出大学的理念和要求。“第一名专车接,第二名自己走”,只能看出势利。
    正如很多人所说,这种争夺跟99%以上的考生没什么关系。公立大学拿国家的钱和资源来抢生源,不仅不利于推动招生公平,而且对“状元”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虽然看似众星捧月,但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而成了家长、地方跟大学讨价还价的筹码。
    大家都承认,北大清华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大学,那些高考尖子,除了选择海外大学的,首先就会考虑北大清华,这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可炫耀的。此外,两所学校风格不同、学科侧重不同,考生原本可以各选所需,不是谁吸引的“状元”多谁就高人一筹。如果非要比状元,看看有多少状元选择了海外高校,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一所大学是否优秀,也无法用拥有多少高考状元来证明。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主要看师资和教学水平、培养出了多少优秀人才,而不应把生源质量作为主要指标。要是这样的话,北大清华早就应该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如果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生源,却没有培养出同样多的杰出人才,反而说明大学的失败。
    北大清华占用了如此多的社会资源,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生源,但在世界知名大学排行榜上徘徊不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喊了多年,也不见起色,恐怕与这种落后的理念不无关系。
    名校之间有竞争是好事,关键要看争什么。北大清华如果能够在推进招生公平、探索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革除高校弊端、推进高教改革上展开竞赛,才是国人所乐见的。

粉尘爆炸启示安全科普重要性
    对于公共安全,亡羊补牢,总是已经太晚。如果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及时科普,才是更合理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即便没有去过,应该也会在各种媒体上见过这样的场景:震耳的音乐与炫目的灯光中,年轻人挥舞手臂、扭动身体,进入忘我的境界。狭小的空间、拥挤的人群、热烈的气氛,这些让置身其中者沉醉,却也让旁观者有些担心: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6月27日晚,一起类似场合的安全事件,在海峡对岸发生。台湾新北市八仙水上乐园在举办“彩虹派对”时疑似发生粉尘爆炸,已造成524人受伤。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人群狂欢之时,舞台喷发出大量粉末,爆炸瞬间发生,浓烟与火舌吞噬全场,强劲的鼓点变成惊声尖叫,很是惨烈。
    事发之后,唯愿伤者身体与心灵的创伤,都能尽快愈合。惊心动魄之余,这起事件也把“粉尘爆炸”这个名词带入公众视野。其实,近年来,粉尘爆炸已经频频发生。去年8月,江苏昆山中荣公司造成百余人死亡的事故,就是粉尘爆炸。在工业化历史上,从美国到日本,都曾有过粉尘爆炸的高发期。
    然而,在娱乐场合发生的粉尘爆炸,更让很多人惊觉,公共安全的威胁,无处不在,有些甚至超出了普通人的知识与经验范畴。有媒体提示,近些年来人气越来越高的彩色跑,即便使用的是纯植物淀粉,也是最容易引起爆炸的粉尘之一。而在购物网站上,类似粉末大量在售。如果缺少相关知识,在不当的场地使用、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没有发生意外可能只是运气。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一起安全事件,让人回想起曾经历过的类似场景,真是难免后怕与冷汗。这提示社会管理者:公共安全,需要更多科普。前不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公共安全问题时,习近平要求,要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这其中,就必然会包括科普的内容。
    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一个表现就是新事物会不断出现,带来新体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比如,驴友越来越多,被困荒野的新闻屡见报端;比如,建筑工地越来越多,困于在建建筑的事时有发生;再比如,公共交通工具起火,如何才能更好逃生,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太多概念。
    对于公共安全,亡羊补牢,总是已经太晚。如果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及时科普,才是更合理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前两年,有卫视频道曾推出过情景式的公共安全节目,可说是有益尝试。而在很多电影院,影片开始之前播放的安全短片,也是一种到达率很高的科普——那不过是两条商业广告的时间。
    凡有新事物出现,多问一问“安全”问题,多绷一根安全的弦,总是没有错的。对于个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对于社会管理者,这更是一种责任。


“寻牛验DNA”,别放纵技术依赖症
    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
    “奇葩证明”再添新案例:江西新建县某农民的牛犊不见了,全家人苦寻20多天后,终于在隔壁镇找到了疑似自家的牛犊。随后,该农民到派出所报案要求讨回小牛,但民警称必须先做DNA鉴定证明“牛是你家的”。最终,这位农民借款6500元做了司法鉴定,证明了自己是那头市价四五千元的牛犊的拥有者。
    “寻牛验DNA”的荒唐故事,与此前饱受诟病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都属于“事难办”和“瞎折腾”的典型案例。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最大问题是对僵化制度的教条式遵循,前者则暴露了一些基层工作者的“技术依赖症”——有些问题本来不复杂,本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解决,却非要依赖“高科技”手段。
    农村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要证明一头牛犊的归属问题并不算难。除了让失主说出牛犊的特征并加以检验,还可以让同村农民帮忙指认和作证,警方对拾得牛犊者的调查也能发现诸多疑点。这些鉴定手段或许不如DNA鉴定科学、准确,却能让失主尽快找回自己的财产,也能节省跑腿、验DNA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那么,为何非要让那位农民做得不偿失之事呢?可能是想通过验DNA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以后双方有什么矛盾,DNA鉴定报告是证据。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这起个案抽离,不难发现,“技术依赖症”已成基层公共治理中的常见病症。比如,不少基层民警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就一筹莫展,如果要证明近亲关系就条件反射地想到DNA鉴定。善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很多工作中必须的,但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
    究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思考问题,还是为图便利而放纵“技术依赖症”,考验的是基层治理理念和价值观。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只要在解决问题时稍稍“接地气”一些,“寻牛验DNA”式的荒唐故事或许就不会出现。
    科技进步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不能以正确心态对待科技进步,就会给百姓办事添堵,让科技成为减损百姓“获得感”的负能量。事实上,科技越进步,就越要提升公共服务意识,越要改进公共服务方式,让公共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情怀。


“找骂营销学”何以屡试不爽?
  在“找骂式营销”的生存土壤中,有制度环境的诱因。如果突破底线的广告得到应有制裁,营销界人才定不敢费尽心机想办法不断突破底线。
  曾经有部喜剧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那时候,表扬是奢侈品,人们求之不得;现在好像变了,正变成“求求你,骂骂我”—— “找骂”的人越来越多了。某专车那组石破天惊的“打黑车”广告发出之后,不出意料被骂得很惨,连累那几个明星和微博意见领袖的名声也受到损伤。然而雨过天还未晴,有“高人”对着众人作清醒状:“骂爽了是吧,你骂爽了,人家赚翻了,你以为你把人家打趴下了,其实你们都是人家的棋子。”
  有文章称:“据悉某专车此次事件获得超过500万单日下载量,相关策划人员每人奖励一辆20万以上的汽车五年使用权……”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已有人提出质疑,但文章的核心意思很明白:“不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去评价商业模式。”我来翻译一下:找骂是一种商业模式,铺天盖地的骂声是成功的标志,骂声如潮好过没人搭理。“越骂越火”似乎已经成了网络时代成功的不二之道。
  用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某专车的“作死式”营销广告,确实别开生面。一切都在计划中,要的就是这效果。甚至那个低级笔误“怪蜀黎”都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是人家故意卖的破绽啊。
  互联网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传播规律,严谨认真的文章乏人传播,反而有明显漏洞的文章容易火,因为每个人都能在骂它嘲笑它的过程中获得优越感。这就导致一个畸形的现象,一些精明的作者为了让作品广为传播,故意犯一些低级错误,人为制造把柄。
  当“找骂营销学”大行其道,正直的人们一定对这样的情境无所适从。正如作家杨葵所说,“身败名裂”这词儿可以从词典里删除了,当下社会没这事儿了。其实不删也可以,换个定义就行了——“身败名裂”新释:在互联网上意为一种低成本获得成功的技能,擅长此技能者可以通过有意暴露自己在道德、品位等方面的欠缺,成为公众集中谩骂的对象,最终获得巨大的利益。
  最让人崩溃的是,“找骂营销学”的践行者确实屡次获得成功。而“成功者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是这个社会通行的另一套逻辑。找骂—有人骂我—接近成功—所有人骂我—巨大成功。然后反击,“骂我的都是loser,你们想让别人骂别人还不骂呢”。这链条简直无懈可击。有人呼唤“体面”,有人却在问“体面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现实如此,不能只怪受众太好欺负。
  至少在“找骂式营销”的生存土壤中,有制度环境的诱因。如果突破底线的广告得到应有的制裁,营销界人才定不敢费尽心机想办法不断突破底线。
  当然,虽自知无力我也要劝告一下围观的人们:坚决地用脚投票吧,在朋友圈做出的誓言,不要轻易被几张优惠券收买。没有肌肉的善良等同于懦弱。让“找骂营销学”失去生存空间,需要每个消费者的自觉.


“千万别报××专业”多属跟风调侃      
  近日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出炉,被称作高考填志愿另类指南的“千万别报体”,在网上再度兴起:“千万别报中文,因为四年大学白上了”“千万别报法学,别幻想何以琛,张益达倒是一大堆”……其中间杂着“学××悔青肠子”的感慨。网友总结的坑爹专业合集中包括了金融、会计、土木、医学、法学、新闻、中文、计算机、英语、化学等等,理由不外乎难就业/苦加班/没妹子/被鄙视。对此公众怎么看?本期“京报调查”(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就此展开调查。
  千万别信“千万别报”
  每到填报志愿季,“千万别报××专业”的良心帖就会被回锅爆炒,大家都在劝学弟学妹们莫步自个后尘:学医的嫌医生这行太苦太累,学法的劝人息了何以琛梦,学计算机的说“出来程序猿,单身三十年”……似乎各行各业都有太多块垒要浇。
  都说“现在流的汗和泪,都是当年选专业时脑子进的水”,把教训讲与他人听是好事。可问题是:社会上果真有无可挑剔的专业、职业?中枪专业几乎囊括了三百六十行,还让他们怎么选?所以,就像“京报调查”中很多人认同的,对这些劝告宜谨慎听取。
  毋庸置疑,当吐槽本行业成为集体动作,这里面确实反映出某些问题:如人们职业满意度的普遍匮乏,高等教育中职业规划教育缺失等。但牢骚太盛防肠断,理性的职业认知,本就包括了必要的包容度。源于此,那些高考生不妨也听听我的“良心劝告”:千万别信“千万别报”,从心所愿就好.



“找公安茬”的官微言论也是找茬
  在网络时代政府必须树立起官微概念,对官微之类工具信息发布应具备“发言人素养”。公安局官微骂监督者“找公安茬”,说明这种素养的缺失。
  据报道,25日,有网友微博质疑陕西榆林市神木县警车私用。结果榆林市公安局官微却回复:“家里人又违法了吧?找公安的茬。”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昨日凌晨,榆林市公安局删掉该微博,并致歉称将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
  榆林公安官微这条“神回复”透出的“水平”,确实让人着急。如果网友监督警车私用就是“找公安的茬”,是不是也可以说,警察执法中,也有找违法者的“茬”的情况?遇到监督,就得出“报复”的因果结论,这种狭隘的心态叫人担心。
  有网民质疑:涉事微博有恃权威胁之嫌。但结合具体语境看,这更像是个人置气之言。可不管怎么说,官微官微,代表的是官方;官方可以说,管理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但是官微所反映出的官方“水平”,留给公众的烙印能否立马消除,恐怕不好说。
  某些官微管理员的“水平”如此,或不是太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若政府部门的官微水平完全受制于管理人员个人水平,动辄被其拉低,那这说明的更是部门管理水平、责任意识存在的问题。
  政府官微本质上,就是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传播官方信息,与公众互动的机制符号。但当下,官微不“官”,成为管理人员“私微”,甚至管理员与网友互骂的情况时有曝出,每每令人眼镜大跌。事后相关官方解释多是,官微不当言论属于“个人行为”、“擅自发布”。但这种解释比较低级,或者说,拿“个人行为”开脱责任的态度本身也是种失职。
  在政府民众互动也被“互联网+”改变的当下,政府要树立官微概念,对官微之类工具信息发布应具备“发言人素养”。这就包括,首先,官微发布应设立严格的审核制度,包括微博信息上网的技术操作程序,决不能交由管理员个人全程控制。可时下某些地方、部门整个体系都缺少对官微发布和管理的应有重视。去年11月的一个夜里,甘肃张掖市政法委官微居然发布一条“张掖市委政法委宣传部副科长王兴河带异性回家过夜”的消息。事后得知,是该单位官微管理员王兴河家“后院起火”,其妻登录单位微博发泄。管理员老婆都能在官微撒泼,官微成了什么?
  其次,官微管理员的素质应有较高标准,“发言人素养”当内化其中。网友举报公车私用,官微管理员一张嘴就斥责网友微博“大量负能量”;将群众监督说成是“整天无所事事”……不客气地说,能讲出这种话的公务员,基本的公共常识、政治素养都未必及格,如何胜任官微管理员之职?
  所以说,涉事公安局官微骂监督者“找公安茬”,虽是个案,但却值得所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都引以为鉴,以现代化官微概念去避免这类有损政府公信的低级错误。



自主招生落榜却考“状元”很正常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5年四川省高考理科第一名是来自绵阳中学的高志华,语文123分,数学142分,英语142分,综合282分,总分689分。但清华和北大的招生老师介绍,该考生在此前的清华和北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连笔试都没过,这次却考出了689的高分。
  有舆论就此调侃大学自主招生笔试,没有发现优秀人才——连高考“状元”都没有识别出来。
  参加自主笔试不通过,高考却获得“状元”,这不是说大学的自主招生笔试,就不权威,而恰恰说明我国当前考试招生存在的问题。高考只是对学生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共性评价,大学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还应有个性评价,一名学生可以在共性评价中表现优秀,但却不一定在个性评价中表现优异,而后者对一所大学招收符合本校的人才更有价值。最适合的方式是,大学可结合共性评价和个性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决定是否录取,但在目前的高考招生中,大学的个性评价有限,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按照高考总分,填报志愿参加录取。学生填报志愿、投档到一所大学,符合招生条件,大学必须录取。
  当下的社会舆论对高考“状元”总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最近,有机构再次发布高考状元职场调查报告,发现高考“状元”并非职场“状元”,引起社会议论纷纷。而其实,高考“状元”,本就只是一次考试的最高分获得者(获得第一也有偶然性),这只是考试分数上的优秀,而并不能说明他在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和素质,凭借这样的分数,他可以在国内进入名校,获得名校的文凭,但获得名校文凭,也只能反映其学习知识的能力,而并不能代表其创新、创造能力。我国对“状元”的关注,是唯分数论和学历论之下的畸形现象。
  自主招生落榜却考“状元”很正常,这也说明了自主招生的存在价值,这项改革应当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北大清华招生骂战的无聊和无奈
  和有的二三本院校拼命抢生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三本院校抢生源是为生存,而名校抢高分生源,是捍卫“江湖地位”,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2015年高校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和北大的招生组使出了“浑身解数”抢夺高分考生。前两天,在广东执信中学,为“争抢”该校全省高考理科前十的学生叶彤,北大招生老师与清华招生老师发生了拉扯。而6月28日,北大和清华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掀起了骂战,互指对方砸钱抢自己的新生。随后,相关微博被删除。
  这样的招生骂战,实在太无聊,也令斯文扫地。大学间招生的竞争,是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而不是用各种手段。大学在诋毁另一所大学时,也在贬低自己,更整体伤害教育形象。
  对于高考高分学生,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学校,早已意识到,高分并不能反映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并在自主招生中,探索多元评价体系,可在高考集中录取阶段,大学却为了抢状元,不择手段,这不是很分裂吗?
  当然,大学采取这些手段,背后也有无奈,对于一线招生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在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之下,大学并无多大自主权力,因此,不可能承诺学生录取,而自主招生权本是学校办学的核心权力。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发给学生录取通知书,并承诺给多少奖学金,一名学生可获多张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奖学金做出选择,是学校的正常招生模式,但在我国,大学发给学生所谓预录取通知书,和承诺给多少奖学金,是违规的。
  另外,虽然明知分数并不能全面评价一名学生,但是,我国高考集中录取阶段,就是按学生分数评价、录取学生。近年来,还有一些机构对大学录取分数进行排行。在这样的录取制度和评价体系中,有多少大学不把录取分数放在眼里?近年来,我国在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可是,由于目前的自主招生名额有限,且和集中录取嫁接在一起,因此,就连自主招生也没有摆脱分数标准,所有大学都特别在意集中录取阶段的学生志愿填报,以及大学最终录取的高分段人数、录取分数线。在一些大学办学者眼里,录取分数是重要的办学政绩,如果分数线下降,就无法向师生、校友交代,因此,大学对一线招生人员是下了任务书的,为提升分数线,招生人员也就拼了。
  录取分数线竞争,让招生人员不敢怠慢,按照现在的录取制度,北大、清华要确保录取分数领先,必须盯住每一个学生,万一有一名学生被挖走,录取分数就可能拉低,因此,学校会互相指责挖自己的人,而在未被录取前何来挖自己的学生一说?在焦虑的人盯人招生中,失态也就难以避免。要高的录取分,学校无法自主录取,拼命说服并确保高分学生报考本校,防止他校“策反”,招生暗战就这样上演。
  这和有的二三本院校拼命抢生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二三本院校抢生源是为生存,而名校抢高分生源,是捍卫“江湖地位”,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有舆论认为,大学抢高分生源,也是为提高办学质量,但进一步分析大学的教育教学,就不难发现,大学的招生和培养并不衔接,招生的分数,和教学中的名师数一样,都是为学校的办学政绩服务。
  大学招生骂战背后,暴露出目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些不健康生态,这其实比骂战本身更值得关注和反思。


困境儿童需要一个临时庇护所
  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还只是庇护困境儿童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国家监护制度,才是避免悲剧一再上演的治本之策。
  南京近日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据当地媒体报道,相关标准要求寄养家庭“主要照料人离异次数不应超过2次,本次婚姻应持续满2年。夫妻及家人不争吵打架”等。据悉,这也是自去年10月民政部出台《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后,江苏首个制定寄养家庭评估标准的城市。该市鼓楼区已开始面向全区公开征集寄养家庭。
  所谓寄养,是政府从一些家庭购买服务,使得一些困境儿童能得到临时照料和监护。南京的调查显示,该市有超过3000名困境未成年人,其中,父母双方服刑、吸毒强戒、重病重残、失踪占比较大。类似的困境儿童在各地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性存在。
  对于那些生活在困境之中的未成年人来说,有一个临时的家庭可以遮风挡雨,足衣、足食,并能满足交流与沟通等精神方面的诉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即便这种庇护是临时的、短暂的,也可以慰藉一下诸多孤独、无助的心灵。
  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相关标准,意味着家庭寄养有望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救济制度,而行之长远。这其中,民间社会的爱心释放自不待言,政府责任的明确尤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据报道,年内南京还将出台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分为孤儿、监护人监护缺失的儿童、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重残重病和流浪儿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儿童五大类。这样,困境儿童有了甄别、分类的标准,而寄养家庭也有了具体的评估尺度,则政府力量的投注,也就不会流于虚文,而可以建立起完整、顺畅的责任传递渠道。
  据报道,2013年,南京市江宁区两名女童被发现在家中饿死;2003年,成都女童李思怡也饿死家中。在这两起悲剧中,吸毒的母亲、破碎的家庭固然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却也与一直以来缺乏制度化关爱儿童的机制体制有关。尽管社区与派出所也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只要孩子依然生活在那样的问题家庭之中,就依然危险环伺,很难免于不测的困境。
  这种不测,同样体现在前不久的毕节四兄妹自杀事件中,尽管他们不会有冻饿之忧,但家庭关爱的缺失,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断绝,一样会把活泼的孩童逼向绝境。
  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都有权利健康快乐地成长。北师大一项调查发现,全国在家庭内受虐与受忽视的学龄儿童最小基数为37.92万人。从法律上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规,将政府的责任落到实处,为困境儿童搭建一个家庭之外的庇护所,已迫在眉睫。

  当然,出台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还只是庇护困境儿童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国家监护制度,才是避免悲剧一再上演的治本之策。比如,如何使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及时、有效?如何确立明确的负责主体,或者确立几个部门的先后顺序来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护?还有,能不能建立强制报告制度,避免未成年人遭受进一步侵害?政府的财政救助与监督责任如何体现,等等,凡此种种,不仅要鼓励各地积极尝试,更要从国家层面有“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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